回首來時路：圖書館專業化開端──羅久蓉女士館務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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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回首來時路」系列專欄，很榮幸邀請本所兼任研究員羅久蓉女士分享其綜理館務經歷。本專欄以羅女士所述之圖書館經營為主軸，同時蒐集相關材料補充考訂，以第三人稱方式撰寫、彙整成稿。內容經受訪者審閱後，方定稿刊載。紀錄上如見疏漏誤植處，敬祈讀者先進不吝指正。

 

*「回首來時路」專欄簡介：今年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70周年的重要里程碑。作為承載著豐富學術資源與研究成果的學術機構，近史所郭廷以圖書館在過去70載，館藏從零開始蒐整，逐步發展為近代史領域不可或缺的典藏重鎮。為記錄與深掘這段珍貴的歷史，郭廷以圖書館特別規劃「回首來時路」紀念專欄，透過訪問歷任圖書館主任，回顧其做為學術圖書館的領航者，在不同階段的館藏發展方針與歷程，同時探討其面臨的挑戰與突破，並展望未來圖書館在數位轉型與學術服務上的新方向。

 

受訪人：近史所兼任研究員羅久蓉（2000-2003年兼任圖書館主任）

訪談時間：2025年7月18日星期五

採訪地點：近史所研究大樓

採訪／編撰：近史所郭廷以圖書館館員張瑜庭

 

一、           臨危受命： 921 震後繼任與圖書館補強始末

 

圖書館改建工程並沒有那麼快，是補強修建還是打掉重建，都需要多方討論。更重要的是經費來源！我記得當時評估金額相當高，最後是由院方對外尋求資助……補強工程要等到我上任後，也就是921發生一年又四個月後才正式動工。

 

    2000 年 2 月，羅久蓉女士繼賴惠敏女士之後，接任郭廷以圖書館主任。彼時正值 921 地震後不久，圖書館所在的近美大樓經建築技師鑑定為危樓，基於安全考量，館內人員已全數遷至檔案館第二會議室辦公。 [1] 至於館內數十萬冊館藏，由於所內並無更多閒置空間容納，無奈之下，只得將少量常用參考書及新訂書刊散置於檔案館幾間研究室，但大部分館藏圖書仍留在於館內書庫。羅女士提到： 「因為流通櫃台和書庫分開，管理上很不方便，所以訂了一個臨時借閱辦法。」 從圖書館保留的紙本紀錄可知，此辦法只開放本所急需查閱資料的研究同仁與訪問學人，入館得先登記索取門卡，方能進入書庫尋書；其他人員，包括訪問學員、研究助理、院內他所同仁與院外訪客等，則一律採行調閱制，由流通館員統一收件，每半小時入庫提書一次。此辦法雖不甚便利，卻是非常時期提供一個既能支援所內研究需求，又能維持基本館務運作的權宜之計。


2000年4月20日 郭廷以圖書館圖書借閱規則暫行附加辦法 草案

   

    面對震後圖書館建築如何處置的問題，所方與院方看法不盡相同。最後經過一段時期的反覆討論與溝通，才逐漸形成共識。羅女士指出： 「這棟建築建造之初並未考慮書籍承重的問題，地基本來就不甚牢固。經過這次強震，結構受損情形嚴重，僅靠補強恐怕不夠。館員們雖已遷到檔案館第二會議室辦公，但每日去書庫取書、上架，仍有安全上的顧慮。」 當時本所研究人員大多與羅女士一樣主張拆除重建，然而由於打掉重建工程費用過於龐大，遠超出中研院預算，最後是在院方委請專家重新評估並獲得企業贊助之後，才於 2001 年初拍板定案，決定以補強並強化既有建築結構方式進行整修。這時距離九二一大地震發生日，已過了一年又四個月。

    工程尚未動工，空間分配的問題又提到檯面上。羅女士解釋道： 「院裡的空間一直都很有限，所以院方希望近美大樓補強完成後，所方能夠讓出150坪（相當於一層樓）供總辦事處使用，然而由於圖書館現有空間已趨近飽和，且未來館藏只會持續增加，而不會減少。最後是呂芳上所長據理力爭，幫我們擋住了來自院方的壓力。」

 


2001年2月1日圖書館小組委員會議記錄

院方借用補強後近美大樓空間案討論

 

    至於補強工程的經費，則是由李遠哲院長向企業界募得； [2] 聯電董事長曹興誠先生捐助台幣 3,500 萬元整修費；潤泰集團總裁尹衍樑先生承諾負責結構補強工程。 [3] 此次補強修建的重點在於剪力牆施作，加強建築抗震能力，館舍結構則基本維持原型。除了水電系統的配置更新、地面磁磚、地毯重新鋪設等項目，羅女士亦代表圖書館向廠商提出幾項修繕需求， 「我希望圖書館原來的貨梯能加大承重量和寬度，改為人員亦可搭乘的客梯；同時還要增設無障礙坡道，讓同仁運送沉重書車更安全，也方便行動不便的讀者進出。我認為這些都是每一個公共空間必備的設施。」


2001年8月1日 圖書館小組委員會會議紀錄
圖書館補強及搬遷相關事宜討論案

 

 



〈動態報導：曹興誠董事長慷慨解囊 本院近美大樓整修完成〉
《中央研究院週報》，第860期，2002年3月14日。

 

 


近美大樓整修工程捐贈儀式現場照片[4]


 

    補強整修工程約自 2001 年 8 月啟動， 2002 年 3 月完工，前後為期8閱月。為了將圖書調閱作業的影響減至最低，不耽誤同仁的研究工作，圖書館特別與廠商協商，要求盡速完成書庫區施工。羅女士回憶： 「整個施工與驗收進行相當順利，過程中沒有出現什麼重大問題。工程結束後，我們的館員與工作人員很快就將散置存放在檔案館會議室、研究室的圖書，陸續搬回來了。」

    根據當時的館務會議記錄，圖書館正是在此時提出書庫全面開放的構想，修訂舊有借閱規則並提交所務會議通過。 2002 年 9 月，入館閘門設置完成後，館舍即正式對所有讀者開放，院外讀者只需換證即可自行進入書庫尋書。由此改變以往只限本所研究人員可入庫尋書，其餘訪客僅能於閱覽室填寫調閱單，由館員定時入庫提調圖書的模式。從震後的權宜措施，到重整後的全面開放，此一在逆境中完成的制度革新，代表近史所圖書館邁向公共服務的又一新的里程碑。


1989年修訂通過之圖書館來賓閱覽須知。

明訂院外讀者只可於閱覽室向館員申請調閱圖書，非經允許不可進入書庫。

 


2002年6月7日圖書館小組會議紀錄

書庫全面對院外讀者開放討論案 通過

 

二、           專業接手：引進圖資人員管理的開端

 

    查閱1990年的會議紀錄，方知當時擔任圖書館委員的蘇雲峰先生就已提出圖書館行政應由專業圖資人員負責的構想......這也是我2000年接任館主任時一直想要推動的。蘇雲峰先生本身是圖書館學出身，不僅熱心所務，對圖書管理知識也非常全面，所以他的這項建議一點也不讓人感到意外。

 

    其實早在1960年代蘇雲峰先生剛進所兼管圖書管理業務時，就注意到 「研究院重視圖書資料蒐集，卻非常忽視圖書經營管理」 這個問題，認為館務行政背後需要更多具有專業素養的人員與科學化的制度管理支持。 [5] 其後歷任兼理圖書館館務的研究人員也多持類似看法，直言讓缺乏專業訓練的研究人員管理圖書館，既不了解圖書編目法，也很難推動更體制化的館藏管理。 [6] 然而近史所成立之初，並未設置專業館員編制，而是由事務員額或臨時人員支援行政工作。爾後隨著館藏逐年擴增，圖書館雖陸續增設兩名正式編制人員缺額，但一開始也是由早期分配至圖書館工作卻無圖資背景的事務員通過所內考核派任。其中之一便是為所內老一輩同仁津津樂道的蘇樹先生，他雖未受過專業訓練，不過憑藉驚人的記憶力，對館藏圖書分布瞭若指掌，問題是面對日益擴增的館藏，憑藉個人記憶早已不敷所用。但由於正編員額已滿，即便歷屆兼任館主任的研究同仁有意引進專業人員協理館務，也受限於編制而難以改善。

 


蘇雲峰先生手稿

蘇先生於1990年擔任圖書館小組會議委員時，曾以書面方式向時任圖書館主任的陳永發先生提案，建議圖書館行政應由具有圖書館學專業人員負責。

 


1990年12月6日 圖書館委員會擴大會議紀錄

會中將蘇雲峰先生提案進行討論，眾人皆認同圖書館管理應朝專業化發展，並決議檢討現行研究人員兼任方式，提報所方改進。
然而，受限於編制，該構想未能落實。

 

 

    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 2000 年 7 月蘇樹先生退休後，圖書館才得以利用新釋出的正編員額，著手尋覓專業人選。為此，羅女士特別請教當時由圖資專業人員主理圖書館的文哲所、歐美所與民族所三個單位的經驗及館務運作模式： 「當時文哲所圖書館的劉春銀主任、歐美所圖書館的吳慧中主任、民族所圖書館的江惠英主任，在個人崗位上都表現的相當出色，讓我更堅信圖書館行政應該交給專業人員負責。至於研究人員通過圖書委員會所扮演的角色，則是針對研究同仁的需求，在圖書資源的利用與服務上，善盡監督與審核的職責。」 其後，她便積極對外徵求圖書館專業人才。 2002 年中，終於延攬到具有公共圖書館服務與管理經驗的林義娥女士，協助館主任處理館務，並逐步推動圖書館制度化管理與革新措施。

    至於當初為何沒有像院內其他人文圖書館一樣，直接讓林女士出任館主任，而是以編審職等聘為館員，羅久蓉女士回想起來，認為或許是因緣尚未具足。她指出： 「我們並不是沒有爭取過，但當時所內討論遲遲未達共識，所以先以編審職等將其聘為館員。義娥有多年在市立圖書館服務的工作經驗，也曾擔任臺灣藝術教育館研究推廣組組長，歷練豐富。我記得當時她曾說過，之所以想進中研院，也是希望把握進修一些專業學習課程，研究機構的整體氛圍可能比較有利於這樣的生涯規劃。這大概也是一種緣分吧。」 同年 10 月，經圖書小組委員會討論決議正式聘請她擔任圖書館「秘書」，開始正式協助館主任處理館務。

 


2002年10月18日 圖書小組委員會會議記錄
通過聘請林義娥女士擔任圖書館秘書協理館務。

 

    羅久蓉女士憶及林女士上任後，自己便安排她至圖書館各部門熟悉業務，從流通櫃台、採購、編目到期刊業務，務求掌握整體工作作業流程與細節。及至爭取到「秘書」頭銜後，羅女士更進一步地讓她參與各項館務工作的規劃與佈局，在其推動之下，郭廷以圖書館首度建立起定期「讀架」制度，讓所有館員定期分區巡檢書架，確保所有書刊依照分類及索書號放置在正確的位置上，以便讀者尋書。羅女士提到： 「過去圖書館從未曾做過讀架，因為以前的主任都是研究人員，不熟悉這些專業的圖書管理方式，也未曾想過要施行。但讀架其實是所有圖書館例行性作業之一，尤其在後來我們開放所有讀者皆可換證入庫的情況下，書籍次序不至於錯亂，也才能在對的地方被找到。」 除了落實讀架制度外，林女士也建立了定期工作報告與館務會議機制，讓館員每月定期舉行業務工作匯報，討論日常館務中各種待解的問題與改善方案。自此，整個館務經營與維運制度逐漸上了軌道，朝專業化管理的方向邁進。

    羅女士認為義娥在「參考服務」上表現的熱情與投入，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很樂意從事支援研究的參考服務，像已故資深研究員張朋園先生一直到九十幾歲還自己進圖書館找書做研究，義娥時常主動幫他找資料，張先生一直很感激她。」 這份對支援研究工作的熱誠，或許正是學術圖書館員最需要具備的特質。

 

三、           館藏與服務：共享精神與新時代的挑戰

 

    我們那時候館藏徵蒐上已經相對進入一個比較穩定、飽和的狀態，不論是與外界的圖書交換、贈送或選書採購上，都循著前人打下的基礎持續運作。……現在隨著學術風氣的轉變，大家都鑽研在自身關注的課題和領域中，越來越有跨領域的趨勢，圖書館在館藏和服務上，也必須適應。

 

    早年陳永發、謝國興兩位主任積極推動兩岸圖書交換，簽署合作備忘錄，為近史所建立起寶貴的資源往來管道，後繼者大多也將其延續下來。這些交換與合作機制，將原本難以消化的館藏複本書，換來了研究人員以往難以觸及的大陸資料，同時也吸引更多相關領域的學人關注及使用。 [7] 此外，羅女士任職時，也正值院內籌備設置臺灣史研究所時期， [8] 需將郭廷以圖書館中與臺灣史相關的重要館藏移交過去。對此，羅久蓉女士並不覺得可惜，而是樂觀其成。她強調： 「圖書就是要給需要的人用，才能體現它的價值。『書貴為用』就是這個道理！我們不會將館藏視為不可外流的寶貝，因為知識本來就是共享的，大家參閱資料後，可以各憑本事來做研究。」

    在一般性的館藏採購上，當時研究人員每年配有兩萬元薦購新書額度，可自由勾選所需書籍。若涉及大套書或高價日文圖書，若超過額度，則送交圖書館委員會審查。當時大多數研究人員在薦購館藏時的共識與學術風氣，不是單從個人研究主題出發，而是站在近史所整體發展的角度，思考哪些書籍能夠惠及更多近代史領域的學者。時至今日，這樣的思維與風氣已經有所轉變，一方面因為歷史學研究課題經常跨越多元的學科領域，使得選購新書的標準比以往更難把握。再加上現代社會強調個人主體意識，研究者更在意與自身課題密切相關的精準資源，而不再以整體學術社群的需求為優先考量。這樣的改變，也使得圖書館在館藏建設與服務策略上，必須更靈活地調整，既要兼顧近代史研究社群的整體性發展，又必須回應新興研究領域的細分與跨時段、跨領域的新興需求。換言之，圖書館的任務不再僅是館藏 「量」 的累積，而更強調 「質」 的精準性，以及能否及時回應學術研究的多元發展。學術圖書館如何重新定位其功能，成為現在迫切需要面對的課題。

四、           研究上的好夥伴：學術圖書館功能的轉向與展望

 

    學術圖書館在推動學術研究這個領域一項扮演重要角色，現在隨著研究領域的擴充與大方向的轉變，如何因應配合研究人員的需求，提供技術上與實質上的協助，圖書館正面臨巨大挑戰。

 

    長久以來，學術圖書館的首要任務，主要集中在協助研究人員找到所需的圖書資料，但誠如羅女士指出： 「如今有不少研究人員本身已具備運用各式電子資源，包括數位人文工具的能力，因此即便沒有圖書館的幫忙，他們也能透過不同管道取得研究材料」 這意味著圖書館若僅停留在既有的館藏徵蒐與管理，已不足以因應新時代的需求。館員們必須思索如何提升自身對資訊的掌控能力，讓圖書館在資訊爆炸的二十一世紀繼續為推動學術研究做出貢獻。

    有關院內人文組圖書館因為領域重疊所造成的重複採購與資源浪費等問題，羅女士指出，雖然當年人文圖書館館際協調會議制定的複本政策，對此已取得一些共識，如一本書若有兩所以上收入館藏，原則上即不再重複購買，但即便如此，執行上仍有未盡完善之處。事實上，早在人文社會聯合圖書館籌建伊始，大家就曾針對成立人文總圖書館的議題，做過一些討論，但由於各所都想保有各自的館藏特色與行政獨立自主性，最終未能達成協議。

    如今隨著數位化時代的來臨，大家或許能從另一個角度重新思索這個問題，誠如羅女士所言： 「我們一定要認真思考，該如何改進圖書管理與利用模式，與時代接軌，以及透過何種方式，讓大家進一步瞭解並善加利用我們所擁有如此豐富的研究資源。」 畢竟，學術圖書館唯有在資源整合、數位化應用與教學服務等層面上，隨著時代脈動同步成長，才有可能成為未來研究者在追求卓越學術道路上的最佳夥伴。


[1] 館內人員與參考室遷出已於賴惠敏主任任期之末完成，有關賴女士擔任圖書館主任之經歷，請參見：〈回首來時路:清史資源的開拓者──賴惠敏女士館務耕耘誌〉，郭廷以圖書館學科資源部落格， 2025/07/30。

[2] 過去中研院歷任院長在爭取院內各項經費皆以向政府機關申請為主，直到李遠哲院長就任後，便效法美國院校向企業募款的形式，開啟中央學術機構向企業家募款之風，為中研院爭取了許多建設經費。詳情可參見中央研究院，《追求卓越 : 中央研究院八十年 卷1任重道遠 全院篇 》（臺北：中央研究院，2008），頁267-271。

[3] 中央研究院，〈動態報導：曹興誠董事長慷慨解囊 本院近美大樓整修完成〉，《中央研究院週報》580（臺北，2002/03/14），頁1。中央研究院，《追求卓越 : 中央研究院八十年 卷1任重道遠 全院篇 》，頁269。

[4] 中央研究院，《追求卓越 : 中央研究院八十年 卷1任重道遠 全院篇 》，頁269。

[8] 1998-2003年間，由中研院院士經濟所研究員劉翠溶女士接替臺灣大學歷史系黃富三教授，擔任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任，推動各項研究籌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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