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來時路: 清史資源開拓者──賴惠敏女士圖書館務耕耘誌

 




次「回首來時路」系列專欄,很榮幸邀請本所研究員賴惠敏女士分享其綜理館務經歷。本專欄以賴女士所述之圖書館經營為主軸,同時蒐集相關材料補充考訂,以第三人稱方式撰寫、彙整成稿。內容經受訪者審閱後,方定稿刊載。紀錄上如見疏漏誤植處,敬祈讀者先進不吝指正。

 

*「回首來時路」專欄簡介:今年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70周年的重要里程碑。作為承載著豐富學術資源與研究成果的學術機構,近史所郭廷以圖書館在過去70載,館藏從零開始蒐整,逐步發展為近代史領域不可或缺的典藏重鎮。為記錄與深掘這段珍貴的歷史,郭廷以圖書館特別規劃「回首來時路」紀念專欄,透過訪問歷任圖書館主任,回顧其做為學術圖書館的領航者,在不同階段的館藏發展方針與歷程,同時探討其面臨的挑戰與突破,並展望未來圖書館在數位轉型與學術服務上的新方向。

 

受訪人:近史所研究員賴惠敏(1998-2000年兼任圖書館主任)

訪談時間:202536日星期四

採訪地點:近史所研究大樓

採訪/編撰:近史所郭廷以圖書館館員張瑜庭

 


一、               
緣起:從學生時代走來的求知之路

 

   

   在淡江讀大學時,我為了寫顧獻梁老師的課堂報告「西漢長安城的建築」,從早上六點宿舍門禁開放就出發,坐火車又轉乘公車,到中研院就已經十點了。……所內陳三井老師為協助我入館借書,當天等到十點才看到我,說來的太晚,我說已盡最大努力,還是費了近四個鐘頭才抵達。

 

    賴惠敏女士與郭廷以圖書館的相遇,並非始於她進入中央研究院擔任研究人員,而是從大學時期那段為求知而長途跋涉的旅程中展開,結下一生與圖書檔案相伴左右的緣分。

    當時受限於政府管制大陸出版品,一般大學圖書館無法購置陸書,學生若欲查詢相關資料,往往需前往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郭廷以圖書館等少數獲警備總部核准採購陸書的圖書館,才有機會申請調閱。賴女士回憶自己攻讀研究所時,曾為撰寫關於明代賦役制度的碩士論文, [1] 特地前往郭廷以圖書館查閱韋慶遠教授所撰的 《明代黃冊制度》 ,未料她人好不容易到館,館員蘇樹先生卻告知此書已出借。她說: 「我還是學生的時候,總覺得蘇先生很嚴肅,所以也不敢追問更多」。無奈之下只得另尋他法,轉向文化大學的吳智和老師借閱該書。多年後賴女士翻閱過去的日記,方憶起學生時代這段往返中研院圖書館訪查資料的點滴歲月。

    1988 年底,賴女士正式入所服務,對圖書館的利用也更加頻繁,同時也與蘇樹先生逐漸熟識。她才發現這位看似不苟言笑的館員,其實頗為幽默,且記憶力過人,對館藏索書號與書籍位置瞭若指掌。此外,她也提到初入所時,雖然已在解嚴之後,但館內大陸出版圖書仍置於「特藏室」,一般讀者非經申請,難以入內查閱。直到張瑞德先生擔任圖書館主任後,才推動廢除特藏室,將閉架的陸書全面開放。從此讀者也能自由地查閱這些原先封閉的大陸出版品。 [2]

    從學生時代到成為研究人員,賴女士親身見證這一段圖書資料從禁閉到開放的過程,也深刻體會知識流通的重要性。此後,她也將資料開放、資源共享視為信念,並身體力行,從不吝於分享自己研究中取得的清史檔案資源。

 


二、               
推動清代檔案館藏建設:從蒐羅引介到共享交流

   

   我申請各種計畫的經費,大多就是拿來買檔案。那買了檔案當然是要公開呀!自己留著要幹什麼咧?放在圖書館就是方便大家使用資料,我覺得這也是好事情啦!


 

    賴惠敏女士自 1993 年起,始赴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查閱檔案,往後這也成為她每年的例行公事。她回憶道: 「當時我住在北大勺園,附近成府路上有許多書店,常常騎著腳踏車去逛。甚至曾經買了一百公斤的書,再用行李箱拖去郵局寄回台北。其中有不少書都交由圖書館典藏,如 《北京通史》 和一些民初的報刊資料。」 當時研究人員多向國科會或蔣經國基金會等單位申請研究計畫,獲得的圖書設備費充裕,可充分支持研究者採購所需用書。她大多將這些圖書經費用於購置大陸各大檔案館數位化的微卷或大套檔案彙編,並將之納入圖書館館藏,供學人調閱查用。

    賴女士之所以將中國歷史檔案採購與開放視為重要任務,與自身早年在一檔館的查檔經驗密不可分。 「我自己去一檔館看檔時,裏頭只有電扇,門窗也都緊閉著,以防檔案散落遺失,所以整個閱覽空間非常悶。我讀完檔案,總是頭昏目眩、眼冒金星。為了讓大家不要跟我有同樣經驗,往後若檔案館有發行任何資料,我們都必須得買。」

    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自1980年代就已開始陸續將檔案攝製成微卷販售,相對於南京第二檔案館僅供現場抄寫的保守政策,已是屬於較容易取得的資源。早在賴女士兼任圖書館主任以前,前幾任館主任已陸續購置了一些一檔館攝製的微卷,如《清代譜牒檔案》《內閣漢文題本‧戶科貨幣類》《宮中硃批奏摺‧財政類》等重要檔案。過去這些清代中央檔案大多收藏於北京,臺灣學者難以取得,導致以往從事清史研究多習慣仰賴地方志。但若僅使用地方志,往往只能看到政策執行的結果,從而忽略奏摺檔案中紀錄的決策討論過程或制度變通。實際上,諸多制度施行的彈性與細節,大多藏在各類檔案,例如地方督撫上呈的題本或奏摺之中。唯有搭配這些檔案資料閱讀,才能揭示出掩藏在方志記述背後,各類政令實際運作與制度規範之間的落差。

    1990 年代,知曉近史所藏有這批珍貴清代檔案的學者寥寥可數。賴女士提到: 「為什麼我後來一直研究清朝內務府?就是因為所內買了大量的微卷檔案,但沒有人看哪!以前張玉法先生都會指派新進所內人員編輯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裡面有一個『史料介紹』專欄,我負責介紹這些檔案。 [3] 後來我也養成習慣,就是會去看最新出版的檔案資訊。即便後來不再發行《通訊》,我也會將相關資訊記錄下來。」

 

作者

篇名

出處

PDF全文

賴惠敏

清代內務府檔案資料簡介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12期(1991),頁15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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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宗人府檔案介紹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16期(1993),頁176-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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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歷史檔案館發行〈清代硃批奏摺財政類〉微卷簡介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2期(1996),頁1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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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網路上的兩種清代檔案目錄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7期(1999),頁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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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巴縣縣署檔案:乾隆朝(1736-1795)司法類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8期(1999),頁12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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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女士賴惠敏女士於《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發表的「史料簡介」專欄篇章

 

    在近史所擔任研究員期間,賴惠敏女士除了持續採購清代檔案,也致力向學界推廣館藏資源與其研究價值。1990年代後半起,隨著數位化趨勢興起,近史所也開始投入典籍史料的數位化工程,推動各類近代史料資料庫建置計畫,並成立近代史數位資料庫平台。為了提升這批清史檔案使用的便利性,她也積極申請計畫,陸續將館藏中的《宮中硃批奏摺財政類》、《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漢文黃冊檔案目錄》、《順天府檔案》、《刑科題本》、《內務府題本》、《內閣題本戶科(稅課‧鹽務)》、《俸餉冊提要目錄》等檔案數位化,同時建置索引目錄、部分檔案附上全文影像,以便研究者參考對讀。這些珍貴的數位化清代檔案,最終皆收錄「清代奏摺檔案」資料庫中,開放各地來訪學者到館查閱[4]

   

    從檔案資源引介到目錄建置,賴女士不僅為臺灣學者開啟了現地查檔的門徑,也吸引海內外清史領域的重要學者紛至沓來。對此,她開懷笑道: 「就我所知,美國的艾仁民(Christopher M. Isett)和在澳洲任教的鄧海倫(Helen Dunstan)等學者,常申請計畫,親自或派研究生來所裡看檔案,並以這些檔案為基礎,撰寫論文和專書。 [5] ……歐立德(Mark C. Elliott)甚至說近史所替哈佛『培訓』學生呢!」 至今,賴女士依然時常收到許多學生來信洽詢能否來所訪問查檔, 「比如謝健(Jonathan Schlesinger),他當年研究毛皮貿易,就來查了內務府皮庫月摺檔; [6] 還有王國斌的學生戴史翠(Maura Dykstra)曾為撰寫博論,來本所查閱清代的地方檔案和中央檔案。」 [7] 此外,蘇成捷(Matthew H. Sommer)的學生喬志健(George Qiao)也曾到圖書館查檔。這些往來查檔的經驗,讓本所館藏的清代檔案「活」起來,真正為人所用,同時也促進學術界往來交流的動能。

   

 除了歐美學者,日本明清史學者也是漢學界不容忽視的中堅力量,如與本所長期維繫友好關係的京都大學夫馬進教授,便屬其中要員。 夫馬教授過去曾組織研究團隊,到中國各地調查圖檔館室收藏的史料檔案,最後出版成 《中国明清地方档案の研究》 ,因此對大陸各地檔案典藏情況十分清楚。 他以往曾參閱賴女士在《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介紹本所購置之清代檔案,並到本所參訪。賴女士分享當初接待夫馬教授時的趣聞: 「他非常訝異我們有那麼多內務府檔案,我說我們圖書館本來就採購了一些,後來我也用申請計畫的經費買了不少,諸如《內務府來文》、《宗人府檔案》等等。他當時隨意抽了一本《內務府來文》影本,就看到上頭有我的『硃批』,他就說:『哇!你真的有看啊!』我說:『當然要看啊!』……他後來還看了我們的《順天府檔案》,提到京大雖有買但不如我們齊全,所以之後就有不少日本人特地來我們館看。」 而後夫馬教授也將郭廷以圖書館列為典藏清代檔案的重鎮,本所與日本學術機構的清史研究交流亦趨頻繁。賴女士 2005 年赴京大訪問期間,同樣受到對方熱情的接待與照顧,特別是岩井茂樹先生,讓她能夠順利在京大借閱與複印有關清代法律與家庭的史料,如《審看擬式》、《大清律例刑案彙纂集成》、還有過去利用口訣來背誦法條的手冊《法訣啟明》等。通過雙方的參訪,襄助彼此接觸到過去未知或難以取得的史料資源,或許就是學界交往最可貴之處。


    賴女士長年以務實且前瞻的眼光,持續引進重要清代檔案,如最近2017-2021年,她申請本院深耕計畫,以計畫經費採購了《清宮內務府奏案》三百冊,供圖書館典藏。同時致力於檔案的數位索引的整編與開放,在豐富館藏的同時,也強化資料的組織與利用機制。在她的努力下,這些原本對中國以外的學者而言難以取得的史料,逐步轉化為具備研究能量的共享資源。透過她的持續耕耘,讓清代檔案不再只是靜置於館藏書庫一隅的歷史文本,而是開始能真正被閱讀、被使用的資源,也進一步推動新的研究成果與跨國交流,提升郭廷以圖書館在國際清史領域的能見度。


閉架書庫區典藏之《清宮內務府奏案》三百冊

 


三、               
研究與行政的交匯:圖書館實務的經營與體會

 

   我覺得當這個主任,對我自己在做研究的時候也蠻有收穫的,因為可以間接瞭解很多制度實際執行的狀況。

 

    1998 年,賴惠敏女士升等研究員後,應呂芳上所長之邀,開始兼任郭廷以圖書館主任。此前的館主任為謝國興先生, [8] 賴女士回憶當時的交接儀式上,還曾進行過圖書清冊點交。她也將之與個人研究的清代制度聯繫起來: 「後來我利用 庫倫辦事大臣檔案時,記載新舊大臣交接時,同樣要清點衙門檔案、圖書清冊。我就想:『啊!原來這也是清朝遺留至今的一種制度』」 。讓她同樣能在圖書館行政中,找到與研究相互呼應之處的,還有圖書館的採購流程。每一次訂購新書,圖書館需先羅列採購清單、廠商報價,才能向所內請購;每批新書寄達,書商亦須附上該次寄達的書籍清單、總金額與收據,館員點收確認無誤後,才能正式向會計申請撥款核銷。這也與過去賴女士閱讀 《清宮內務府奏銷檔》 時,所見內務府官員採辦物品和報帳的手續幾乎雷同。她也坦言: 「其實當館主任無非就是做這些例行公事」 ,但是這段經歷,也讓她對於自身研究清代制度規範的運作有了更深一層的體會。

   賴女士在擔任館主任期間,同時參與了呂芳上所長和高彥頤(Dorothy Ko)、羅蘇文兩位教授共同主持的「中國婦女史研究計畫」。本計畫受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經費資助,是在1992年「中國婦女史研究」三年期計畫的基礎上,持續推動的第二期婦女史資料蒐整計畫。本次主要徵集的目標為大陸各級檔案館藏中有關婦女犯罪與司法審判類檔案、民國時期女性報刊,以及美國早期出版近代中國婦女書籍或論文,並擴及抗戰時期與華僑女性口述訪談。同時將蒐集史料整理建置為電子資料庫,供世界各地有志於中國婦女史研究的學人利用。

特別感謝賴惠敏女士提供當年向蔣基會申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計畫書

 

    第一部分蒐集大陸關於婦女司法檔案的工作,主要由賴惠敏女士領銜負責。她提到: 「當時最有趣的是,我們去一檔館看《刑科題本》時,館內還沒有電腦,幾乎都要人工調閱紙本。《刑科題本》有土地債務、婚姻奸情、鬥毆殺人等分類。因為婚姻奸情較多婦女史相關的檔案,最後就訂購乾隆朝的部分。……後來郭松義教授也來我們這看這批乾隆朝有關婚姻姦情類的《刑科題本》,回去便寫了 《清代婚書研究》 這本書。《刑科題本》也成為本館館藏中的熱門資料之一!」 」除了赴大陸檔案館蒐集清代婦女相關法律檔案之外,在計畫執行過程中,賴女士還編成了《清代婦女史料選輯‧法律篇》成為日後研究清代女性犯罪與法律課題的學子入門所需的重要參考書。


《清代婦女史料選輯‧法律篇》目錄索引3冊,史料選自《內閣漢文黃冊》中各類與婦女相關的司法案件。

 

    在館藏的擴充上,除了前述提及蒐羅的各類清代檔案,賴女士攝理館務期間,特別是1998-1999 年,還曾處理來自不同公部門與機構的大宗贈書案,包含黨史會、婦工會與外交部的圖書、刊物與簡報。其中一件最令她印象深刻的贈書案,即是來自曾為黨史會辦公處的陽明書屋(前身為中興賓館,即蔣介石總統行館)。賴女士憶及: 「陽明書屋過去是黨史會辦公的地方(1979-1996),裡面存放不少圖書。1997年,臺北市政府聲明陽明書屋地籍應屬於臺北市,故該將該址改由臺北市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管理,黨史會遷出。當時他們(黨史會)需要整理,太多書大概也帶不走,所以在1999年就找了我們圖書館去挑書。我們去挑了2次,其中有不少革命實踐研究院發行的小冊子或刊物,最後叫了一台卡車將書載回來。」 足見此次選贈書量之多,後續整編書目工程浩大。然因當時圖書館人員不足,同年又逢921 大地震,館務重心只得專注在災後人員遷移與建築整修上,大批贈書整理工作只得暫時延宕。


賴女士從陽明書屋挑選運回的贈書中,包含一批革命實踐研究院發行刊物《實踐》


1999118日圖書館小組委員會會議紀錄

其中提及無法進行大批交贈圖書的整編工作

 


四、                
危殆之樓:館舍建築安全評估與震後應變

 

   1999年9月21日半夜發生大地震,我那時心想:「糟了!我們圖書館本來就被定為危樓,這次大概完了!」隔天一大早六點多,我騎著腳踏車趕去看,幸好圖書館沒有垮下來。

 

    雖然圖書館建築自興建以來已歷經幾次結構補強,但在賴惠敏女士初掌館務之際,館方再度聘請結構技師進行取樣鑑定,報告結果顯示本館建物抗壓強度偏低,難以承受強震衝擊。報告提出兩項建議方案:其一是就地補強,預估耗資新臺幣 2,500 萬元,施工時間約三至四個月,完工後可望達成十年安全標準;其二則為拆除重建,但需由建築師公會先行鑑定,程序至少歷時兩年,費用亦難以估計。由於此建築整建茲事體大,無法僅由圖書委員會做出決議,因此交由所務會議成立專案小組,並將此案提報院本部商議決定。當年年底,院本部回復決議不予重建,並建議優先保障人員安全,在條件允許下將館員遷移至他處辦公,原圖書館空間則暫以書庫功能為主。對此,所方擬定遷移方案,建議將採編室、期刊室、閱覽室等主要工作場域移至近史所 B 棟辦公大樓。


1998120日圖書館小組委員會會議紀錄

此為賴女士就後任第一次主持召開的圖委會,議案首先討論圖書館重建或整修問題。


19981123日圖書館小組委員會會議紀錄

報告事項提到院內對本館整建問題的回應與本所對於圖書館人員的遷移規劃。

 

    在尚未正式執行之際,突如其來的強震打亂了一切原訂規劃。1999921日凌晨,臺灣中部發生芮氏規模7.3強震,也讓郭廷以圖書館這座原已列為「危樓」的圖書館面臨存亡考驗。賴女士回憶當晚情景仍心有餘悸,擔心地難以入眠。隔日清晨她也立刻動身趕往圖書館,所幸尚無大礙。雖館舍暫無倒塌之虞,但館內書架傾倒、書籍散落各處,且餘震不斷,同仁仍須冒險入庫拾書歸架。 「所以我當時就去向所長爭取:『圖書館做得生無可戀,至少要提供午餐!』這樣來鼓舞一下大家的士氣。」 也幸虧本館並未大量採用軌道型密集書架,否則將更加難以收拾。據聞部分使用此類書架的圖書館,不僅層架嚴重扭曲變形,連基本取書作業也難以進行。

震後圖書館外牆梁柱出現嚴重裂紋

特別感謝本所李朝順先生提供照片

 

    地震過後,考量圖書館工作人員安全,賴惠敏女士優先啟動人員遷移作業。初期採編室與期刊室暫遷至檔案館二樓研究室,室內空間相對較侷促。她回憶道:「謝國興先生來看了之後就對我說:『你這個館主任不及格啊!這個空間太狹窄了,怎麼夠使用?』所以後來我們就改遷到檔案館最大的會議室去。」雖然館員辦公處與參考閱覽室暫時得以安置,但圖書大多仍置於原館書庫,這造成調閱與歸架過程的諸多不便。面對這段震後的館務工作調整,她深知圖書館運作,尤需同仁間的團結協作方能共度難關。

     2000年初,賴女士轉任本所社會經濟史組主任,圖書館主任一職及相關災後整建事務,則改由羅久蓉女士接任負責。

     回首這段在圖書館工作的歲月,賴惠敏女士認為那真的是一段極為辛苦的日子,她不諱言:「我在圖書館當差的時候,真的恨不得每天都放假。很衰的時候還碰到地震,書掉滿地,忙得像狗一樣。」


五、                
負重前行:學術圖書館的使命與願景

 

   每個當過館主任的同仁,大概都會像我一樣,覺得自己肩上背著一種使命吧!同時,我也覺得,我們應該珍惜現在所擁有的環境。

 

  在賴惠敏女士的眼中,郭廷以圖書館雖在館藏規模上未必比得上國外學術圖書館,但整體服務環境與資源開放性,已屬亞洲專業學術圖書館中的翹楚。她過去曾多次訪問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並認為相比之下, 「他們的圖書館雖然大、藏書也多,可是至少在我當時,讀者不能進書庫,也沒有什麼館藏目錄可以用電腦查閱,只能在閱覽室翻找卡片索引、申請調書。我想我們這裡在開放程度和數位化推動上,還是更勝一籌。」

  此外,賴女士亦十分肯定本館在館際合作對於研究支援發揮的效益。她提到: 「曾有一次因研究需要,想參閱一本文集,但那本書僅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典藏。我就向圖書館申請,本以為流程會相當冗長,沒想到圖書館很快便透過館際合作方式取得,郵資也由院方代為支付。」 這項服務讓研究者不必親赴海外,也能很方便省時地取得國內稀缺的研究資源,令她感激不已。

  談及對圖書館未來的期許,賴女士表示圖書館如何善用現有館藏資料、持續推進數位化,是當前與未來的重要課題。館方若能持續投入資料整理與目錄建置,並與研究人員合作將特色館藏數位化,並建置資料庫,勢必有助於擴展資料使用效益。 「建置數位資料庫,尤其是目錄與全文型資料庫,在當前AI崛起的時代,是非常重要的基礎建設。」 她建議,研究人員可以申請研究計畫,聚焦研究課題,圖書館則以相關館藏資源為後盾,雙方相輔相成,就能更有助於推動知識共享與各學術課題的深度發展。  

    「我們能從一間小小的圖書室,發展成今天這樣一個有規模、方便學者使用的圖書館,其實是很不容易的。」 賴女士補充道: 「大家一直有一個共識,就是為了學界服務,這也就是學術圖書館的使命。」  

 

    藉由這次訪談,賴惠敏女士也回顧了自己數十年來與圖書、檔案結下的深厚緣分。她憶起多年前曾赴哈佛大學參加會議,會後欲赴燕京圖書館參觀時,因未持推薦信被拒之門外。當下她只得落寞離開,在路上獨自徘徊,最終於一處林蔭下呆坐。那一刻,她內心湧起難以言說的疲憊與悵然: 「忽然覺得我好像一隻蝸牛,背著一個重重的殼,殼上還堆滿了書,這輩子就是不停在搬著書移動。難道不能像別人一樣,輕鬆地坐在草地上,看著天空飄過的閒雲嗎?」 沉思良久,她便釋然地自答: 「算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使命。」

  她未曾停下來,而是繼續背負那只滿載書籍的殼前行。對賴女士而言,這份重擔似是負荷,也是責任,更是一種心甘情願的承擔。正因如此,我們才能在今日的圖書館藏中,看見她長久累積的清史檔案基礎,往後也將持續為來訪學人提供研究耕耘的沃土。

《山靜負書行,路長懷道遠》

20257月,攝於葡萄牙辛特拉摩爾人城堡(Castelo dos Mouros)山徑。
賴女士漫步於巨石綠林交錯的古道間,深感天地靜默,人影微渺。回想自己的學術之路如蝸牛負重前行,步履雖緩卻從未停歇。恰如山徑雖長,心中之道亦愈行愈明。



[3]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是由張玉法院士時任近史所所長期間,於19863月推出之通訊刊物,作為有關近代史研究資訊交流的媒介,流通範圍包含日本、歐美及中國大陸的學術機構。本刊的編委會成員早期皆由所長指派,每任2年,新進研究人員則多為助理編輯。而後近史所成立四種領域研究分組,編輯刊務則改由四組輪流負責。而後伴隨網際網路的興起,以及性質雷同的通訊刊物出現,本刊遂於2003年第36期停刊落幕。詳參謝國興,〈編後語〉《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35期,(臺北,2003),頁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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