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來時路：陳永發先生圖書館領航記憶
今年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70周年的重要里程碑。作為承載著豐富學術資源與研究成果的學術機構，近史所郭廷以圖書館在過去70載，館藏從零開始蒐整，逐步發展為近代史領域不可或缺的典藏重鎮。為了記錄與深掘這段珍貴的歷史，郭廷以圖書館特別規劃「回首來時路」紀念專欄，透過訪問歷任圖書館主任，回顧其做為學術圖書館的領航者，在不同階段的館藏發展方針與歷程，同時探討其面臨的挑戰與突破，並展望未來圖書館在數位轉型與學術服務上的新方向。
受訪人：近史所通信研究員陳永發（1988-1991兼任圖書館主任）
訪談時間：2025年2月27日星期四
採訪地點：近史所檔案館
採訪／編撰：近史所郭廷以圖書館館員張瑜庭
「回首來時路」系列專欄，首先很榮幸邀請本所通信研究員陳永發先生分享其綜理館務經歷。回憶過程不免言及其他往昔舊事，為聚焦主題，本專欄以先生所述之圖書館經營為主軸，同時蒐集相關材料補充考訂，以第三人稱方式撰寫、彙整成稿。內容經受訪者審閱後，方定稿刊載。紀錄上如見疏漏誤植處，敬祈讀者先進不吝指正。
一、
現今郭廷以圖書館發軔與奠基
現在你看到的圖書館硬體和基礎建設，都是李念萱等人搞（努力）的成果！真的不容易的！
從前近史所的圖書館並不在目前所在的近美大樓，而是現研究大樓之後的兩棟舊樓房（即近史所最早的研究大樓，所內同仁多稱之為B、C棟），與研究人員的早期辦公處相鄰。那時的圖書館還只是附屬的圖書閱覽室形式，尚未成為一正式圖書館，最早由蘇雲峰先生（1960-1969任館務主持人）攝理館務。[1]至陳永發先生任館主任時（1988-1991），圖書館已遷入現址。根據李念萱先生（1977-1987兼任館主任）留下的紀錄，如今所見的郭廷以圖書館是於1979年8月起動工，經三年多的工程期，興築進度與行政事務大多由當時兼理館務的李先生負責處理及勘驗，其中經歷諸多曲折，終於在1982年落成。[2]可惜因經費預算遭大幅刪減，無法及時添購新設備，導致舊館搬遷工作，延宕了3個多月。
除了圖書館建築本身以外，周邊的庭園植栽修建也都是由李先生負責監工施作，「他非常寶貝這些樹，不願人家亂動」。至於建築內部，興許是規劃之初未考量到承重及耐震設計，起初購置的書架很容易塌陷，日後更發現新建大樓兩翼部分缺乏承重結構，「尤其目前方志庫所在位置，耐重幾乎是不行的。」牆面油漆亦受濕氣浸潤，猶如脫皮一般層層剝落。陳永發先生任館主任時，即進行了一次整修工程。
陳先生言及其入所時，近史所創辦人郭廷以先生早已不在，過去也並不認識。學生時期的印象都來自臺大老師的評論，更不清楚當時要白手起家，創辦一個所有多困難，後來才曉得創辦人的不易。所內前輩知其艱辛，因而在本館完工後，即選擇郭先生之名命為館名，以資紀念。[3]陳先生說道，自己相對早年同仁己是晚輩，且臺大畢業後即赴美留學，對於建所初期情況不甚了解，對更早之前的圖書館沿革概況，也僅聞前輩述說，未敢妄加談論。[4]
二、
摸石頭過河：研究員兼任圖書館主任
當時就是升等了，所長就找我去管圖書館，那我就去了嘛！……我沒學過圖書館學，也沒做過圖書館員，不過我做為讀者，在圖書館打滾的時間可久了！我寫論文時甚至都住在裏頭。
早年圖書館主任都是由所內研究人員兼任，通常是在升等後，所長會徵詢適任人選，兼任行政職或各館室主管。1988年，陳永發先生剛升等研究員不久，即受張玉法所長（1985-1991擔任近史所所長）指派，開始兼任圖書館主任。
陳先生當時未曾有過行政經驗，也不懂圖書館管理，一切都得靠自己邊做邊學。他認為研究人員兼理行政，猶如摸石頭過河，一面摸索一面前行。不過也可能正因他此前無任何行政管理經驗，做起事來反而不會綁手綁腳。心中設想出幾個重要的圖書館經營原則，就能無所顧忌地規劃，並盡力去執行。
陳先生說自己對於圖書館學，雖是個門外漢，但他能夠根據以往做為讀者，在史丹佛大學胡佛圖書館打滾多年的經驗來思考。當時胡佛圖書館館員也待他很好，讓他能安心在館內查資料、打論文。「大概是看久了，我們也不會覺得圖書館業務有多困難」，所以在出任館主任時，「我雖然有圖書館系的同學，但我從來沒有問過他們，我只覺得應該怎樣做就怎樣做」，因為「使用者最清楚使用者需要什麼」，要從讀者的角度來考慮圖書館的營運方針。
三、
掌舵者：綜理圖書館務的兩大方針
我心目中的圖書館，最重要的是Acquisition，就是買書；另一個是要方便讀者用，確保書的流通（Circulation），我就注意這兩件事。
對陳先生而言，圖書館經營最重要的就是館藏的Acquisition（採購、徵集）和Circulation（流通），大原則就是要充實館藏，且一定要保證書籍的流通性。
1.
Acquisition
說起Acquisition，陳先生兼理館務時，圖書採購經費約是一年300萬，待他擔任所長時，便將圖書經費提升二倍之多。陳先生認為買什麼都得精打細算，唯獨在買書這件事上，萬萬省不得，圖書經費必須要充裕。由此亦能看出陳先生對於圖書館藏的重視。
買書也是門學問，書找誰買、買什麼、多少錢才算合理，都需要學習。1980年代是臺港兩地出版業、書店銷售的黃金年代，臺灣有很多小本經營的書店、香港書商也會來賣各類市面上少見的書。當時所內採購的書籍，九成以上都是先由館主任親自勾選，偶爾才有其他研究同仁來薦購。陳先生選購書籍的重點有二：第一是購買符合當下本所研究方向、同仁研究主題的書；其次則是把握學界關注議題的變遷和轉型，採購未來研究上可能需要的資源。例如，中共建國後，歐美學界對於中國研究的關懷、重心逐漸從傳統漢學轉移到中共黨史，那就必需大量採購中共相關的各類資料。這自然是不容易的，掌舵者不能只專注在自己的研究領域，而是要綜觀整個學界的脈動。
剛開始選購圖書時，陳先生經常被高於預期的支出金額給嚇一跳。為此，他必須跟書商打交道，既要同對方維繫關係，又不能被敲竹槓，如何把握其中的平衡，心中要有一把尺。除了對市場行情要有所把握，也要找到有信用的廠商，才能以合理價買到書。陳先生提到，他過去曾因選購一批臺灣史的書，在所務會議被林明德先生批評花費太高，去牯嶺街二手書攤挑選更划算。陳先生解釋道：「這批書是非常完整的一批臺灣史料，我們身在臺灣，基於為臺灣保存史料的立場，如何能不買？」聽罷，林先生認為有理，便也不再發言。基本上，只要將箇中原由和道理說明清楚，都會獲得所內同仁的認同與諒解。
1985年記錄圖書採購與工作劃分之簡易流程。[5]
陳先生表示：「其實我完全不清楚這些詳細採購承辦流程，行政程序都是由館員們協助辦理。尤其是蘇樹先生，他幫忙處理了許多耗時費力的行政瑣務，甚是辛苦，我非常感激。當時我在張玉法所長的信賴下，執行了採購批核、審查等作業，有些原是所長職責所在，我卻因不懂法規，有所僭越了。」
本館館藏的擴充，除了仰賴採購外，還有一部份來自與海內外學術機構、圖書館交換的管道。陳先生任內，尤其與南京大學圖書館保持密切的交流。值得一提的是，當時負責南大圖書徵集的館員陳遠煥先生，非常熱情且積極與館主任聯繫，雙方建立的合作情誼也維繫迄今。陳先生笑道：「我們現在偶爾還會聯絡呢！」當時除了換到不少大陸官方出版的圖書、期刊，更重要的是南大贈與了大量由中國各地方政府編纂的文史資料。時至今日，這些文史資料已是有錢也未必買得到的珍稀文獻，亦讓近史所成為中國大陸之外，世界上文史資料典藏最豐的學術重鎮之一，吸引海內外學者慕名到館參閱。查閱歷任館主任留存檔案，亦可發現除了南京大學，陳先生當時亦與其他中國學術機構建立了圖書互惠互換與代購機制。由於當時許多大陸書購置不易，中國大陸也較難取得臺灣出版品，多虧陳先生任內奠定兩岸交流的基礎，本館才得以獲取更多對岸的學術研究資源。
1991年1月4日，南京大學圖書館贈書清單（文史資料），總計1231冊。
南京大學圖書館贈近史所圖書清單（第十五批）。1991年12月26收信、1992年1月31點收。
2.
Circulation
關於流通，陳先生提到自己任館主任時，為了確保大家都看得到書，推行了兩個政策：第一是，嚴格執行「他人預約即應還書」的規定，具體而言就是「書如果被同仁借出去、借得很久，是沒關係，但如果有人想借這本書，就必須還回來給人家看。借出者儘快看完歸還後，再通知需要使用的同仁來借。」不讓書長期被一人獨佔，其他需要的研究員若想看書，圖書館應依循「借了要還，想看再借」的流通辦理原則，如此才能保持館藏的流通。這個觀念是陳先生在美國養成的，他在攻讀博士時期，每日光顧的胡佛圖書館，即不允許館藏被大量且長期外借，很多書甚至只能在館內閱覽，為的是讓每一位讀者都保有平等的借閱權利，都能看到所需的書籍。
陳先生推行第二項政策，為「複本政策」。平時館藏採購是以不重複為前提，但若是相當重要的書，好幾位同仁研究上都必須參考，就可以買二本以上，也就是所謂的「複本」。從前圖書經費短缺，大多會認為購置重複館藏，未免有些浪費。但是有些核心的資料，對領域相近的兩、三位同仁而言，都是研究上不可或缺的參考用書，該怎麼辦？陳先生坦言：「有的時候，我自己會去找院內其他圖書館館長，拜託他們幫忙買。只要是合理的書且符合該所領域的書，協調一下，一般大家都會幫忙的。」若是他所不願協助採購或無法外借時，「我們自己就得買複本，多花些錢也無妨」，重要的是讓需要的人都用的到。「你總不希望書才借出來三天，就被迫要還，根本來不及看完嘛！」作為一所學術圖書館，是要以支援研究為目的，盡量滿足研究人員的需求。
陳先生認為，圖書館主任只要把Acquisition與Circulation兩大原則掌握好，其他採編行政上的細部作業就交由專業圖書館員辦理，圖書館基本上就能順利運作了。稍令陳先生頭痛的，反而是人事管理及微縮資料的保存問題。對於初次掌管行政館室的他而言，館內同仁間的紛爭或衝突有時難以調解；而早期向英、美、日、德諸國訂購的大批檔案微縮膠捲，因館內缺乏良好的溫溼度控制保存空間和工具，開始逐漸酸化、發霉或滲油，最終不得不報銷。這些問題一直要等到後來人事變遷與溫濕控制技術普及後，才得以獲得改善。
四、
學術圖書館的使命與任務
學術圖書館最重要的，一是為讀者服務，要了解讀者需要什麼，提供對應的資源；二是要掌握未來趨勢的變化，去創造讀者將來可能的需求。
對於學術圖書館的任務與使命，陳先生亦有一番見解。根據過去他在美國留學的體驗，他認為美國的圖書館是很願意幫助讀者的。館內常設學術型的reference librarian，「他們學術淵博，好像什麼都知道，真的很厲害，我非常佩服。」專業的讀者一般可以和這些館員討論研究上的問題或發現，他也能提供符合你需求的資源。當時臺灣的圖書館並未發展這種類型的館員，現在恐怕也不多，因此很多人不清楚，但這對專業讀者而言是非常好的服務，也能提供相應的協助。透過深度的諮詢與討論，館員也能更了解讀者真正需要的資源，這對專業學術圖書館而言尤其重要。
至於「掌握未來趨勢的變化，去創造讀者將來可能的需求」，確實是非常艱鉅的任務。但陳先生說自己身兼館主任時，一直將其奉為圭臬，即便未能百分百的達到，仍必須將這個目標放在心中。學術圖書館要達成這個目標，首先就要了解所屬研究機構未來發展的方向。陳先生回憶道：「比如我當時知道本所要發展中共研究，那館藏就得補充中共黨史和地方文獻，所以我搞到一堆地方志、文史資料和黨史資料。」有些書，陳先生自己未必用得著，但若符合本所未來的發展方向，就必須收入館藏。
本館3F的文史資料區（上）、方志區（下），兩區館藏多是在陳先生任館主任時打下的基礎。[6]
最後陳先生提出，經營一個頂尖的研究機構，最關鍵的要素莫過三項：首先「人才多」、其二是「出版品質量好」、其三便是「館藏豐富」。 如今的郭廷以圖書館在近代中國史方面，不論在館藏的質或量，都已經成長為不輸國外的學術圖書館。日後該如何發展？陳先生笑言：「呂實強先生教我們，日後的事就交給後人了，我們不要去干涉、不去追究。兒孫自有兒孫福啦！」
[1] 蘇雲峰，〈我和郭廷以先生〉，〈我與郭廷以先生〉，收入陳三井主編，《走過憂患的歲月──近史所的故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頁119-123。李念萱，〈圖書館的發展與現況〉，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三十年史稿》（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頁277-278。
[2] 郭廷以圖書館現址所在的「近美大樓」，舊稱「聯合大樓」，是近史所與美文所（今歐美所）共同出資建設且共用的建築，ㄇ字型建築的西翼現為嶺南美術館及歐美所圖書館閉架書庫，東翼及中段連接區為本圖書館。有關本棟建築自籌款到興建的詳細始末，請參見李念萱，〈圖書館大樓建築及設備〉，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三十年史稿》，頁51-53。
[3] 1982年本館建成時，郭先生已逝世7年，本所同仁感懷先生創所初期時便懷有建設圖書館的宏願，加上先生為所付出的辛勞與貢獻，遂於1985年1月10日於所務會議正式通過，將本館命名為「郭廷以圖書館」。見李念萱，〈圖書館的發展與現況〉，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三十年史稿》，頁279-280。
[4] 為補綴漏逸，我們蒐羅了本所出版的相關口述訪問、所史檔案紀錄等資料，針對近史所圖書館早期建設歷程，補闕一二，日後將以專欄文章形式推出。
[5] 詳細採購流程可參閱，〈採購圖書資料辦事細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三十年史稿》，頁360-362。
[6] 陳先生在訪談時提到，從事中共研究勢必得參考這些地方的材料，因為越接近中央政府產出的文獻，書寫內容就越固化、越有其格套或術語，很難讀懂其言外深意；地方資料因受中央影響未深，反而能看出其能動性。而這也是陳先生研究中經常會以地方作為切入點的主要原因。這些文獻收錄內容涉及的年代跨度很長，尤其是文史資料可橫跨晚清民國至中共建國後，對於從事長時段研究者而言是很好的參考材料。至於如何使用本館典藏文史資料，請參見〈館藏查用指南：第一次查閱《文史資料》就上手！〉，郭廷以圖書館學科資源部落格，刊載時間：2025/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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