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來時路： 謝國興先生圖書館掌舵實錄

 

     本次「回首來時路」系列專欄，很榮幸邀請本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謝國興先生，分享其過去在近代史研究所服務時，擔任圖書館主任的經驗。本專欄以先生所述之圖書館經營為主軸，同時蒐集相關材料補充考訂，以第三人稱方式撰寫、彙整成稿。內容經受訪者審閱後，方定稿刊載。紀錄上如見疏漏誤植處，敬祈讀者先進不吝指正。

*「回首來時路」專欄簡介：今年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70周年的重要里程碑。作為承載著豐富學術資源與研究成果的學術機構，郭廷以圖書館在過去70載，館藏從零開始蒐整，逐步發展為近代史領域不可或缺的典藏重鎮。為記錄與深掘這段珍貴的歷史，本館特別規劃「回首來時路」紀念專欄，透過訪問歷任圖書館主任，回顧其做為學術圖書館的領航者，在不同階段的館藏發展方針與歷程，同時探討其面臨的挑戰與突破，並展望未來圖書館在數位轉型與學術服務上的新方向。

 

受訪人：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謝國興
（1983年起進入近史所服務，1995-1997年兼任本所圖書館主任，2010年轉入臺史所服務。）

訪談時間：2025年5月5日星期一

採訪地點：人文社會科學館北棟臺灣史研究所

採訪／編撰：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館員張瑜庭

 

一、                邁入館藏管理新紀元－－全院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導入與館際協調會之始

　　我接任圖書館主任之後，第一件任務就是推動全院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導入。

    1995年，尚在近史所服務的謝國興先生，因升等研究員，受陳三井所長派任，繼張瑞德先生後，成為郭廷以圖書館第五任主任。當時適逢中研院推動圖書館自動化系統－－INNOPAC導入時期，因此成為上任後的首要任務。

    INNOPAC系統為當時最先進的圖書館管理系統之一，整合了採購、編目、流通、期刊與公用查詢等五大工作模組。 [1] 事實上，早在1980年代後期，本所蘇雲峰先生便開始倡議推動全院圖書館自動化管理系統，力圖提升院內圖書館管理與服務品質。 [2] 直到1990年代，由院方計算中心（現為資訊服務處）統籌，全院圖書館正式導入INNOPAC系統。 [3] 謝先生指出： 「那時候INNOPAC是全世界最強的系統，價格也昂貴，全臺灣只有兩個地方建置，就是中研院跟中央圖書館（現為國家圖書館）。」 導入系統的同時，也啟動全院書目回溯建檔工程，將過去紙本卡片目錄輸入系統，轉換成線上目錄。為此，謝先生在任內招聘了不少專業圖書館員，齊心完成大規模的回溯作業，讓本院的圖書館正式告別卡片索引，邁入館藏自動化管理時代。

圖書館留存2座傳統卡片索引及目錄櫃紀念

圖書館地下室檔案箱內藏有自動化系統轉換時，有關回溯作業紀錄手稿。

    導入全院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不僅是管理技術的升級，更是整合院內各館資源和服務的契機。尚未採行自動化系統前，院內各單位圖書館館務皆獨立運作，採購、編目等資訊並未互通，流通政策亦不相同。這種「各自為政、山頭林立」的行政管理方式，免不了造成重複採購、資源浪費等問題。謝先生提到：「當本院每一個圖書館開始共享這套系統，過去獨立的管理作業方式，一定會產生諸多問題，不定期需開會溝通、交換意見。幾次會議後，我突然發覺本院人文組各圖書館缺乏協調。」為了打破這種局面，他在1995年8月提議發起館際協調會。他回憶道：「我們每月定期聚會，各館主任偕同一位專業館員，利用中午時間吃便當討論，故稱為『午餐會』，由各所輪流主辦。第一次午餐會由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負責，第二次是我們近史所，就這麼持續至今。」

    除了基本的館務交流，謝先生直言自己發起這個會議的初衷，主要是為了節約經費。過去各館獨立分治，無法掌握個別採購狀況，建置自動化系統後，大家能在系統上看到他館採購資訊，就能避免重複採購。「我們主要是針對價格高昂的套書、日文書，有時候也能兩館共購一套，這是節省經費、空間的好辦法。買書之前，採購人員可先查系統，儘量以不重複為原則，同一本書全院最多不要買超過兩本。當然這個原則是基於道德勸說，若真屬核心館藏，各館可能還是會買，但這個複本政策對於節約經費確實會有一些效果。」

中央研究院人文各所圖書館館際協調會網站(上)及設立緣起說明(下)

 

    除了一般圖書，中外文期刊的集中採購也是從館際協調會開始討論和執行。人文組八館擺脫以往被廠商「各各擊破」的議價形式，整合各館一同訂購期刊。由於量額增大，便能爭取更好的優惠價格，進而降低採購成本。此外，他也在館際協調會推動跨館的流通預約機制，過去各館之間皆以服務本所人員為主，「其他所的研究人員只有到了現場，才能知道書是否被借走，若被借出也沒辦法預約。系統建置完成後，就可以設定預約制度，提供全院人員線上預約排隊借書。說來簡單，但就是沒人想到要做。」

 

二、                首創大陸圖書採購模式

  過去因為兩岸不通，我們採購大陸圖書都是透過香港書商，書價貴到非常不合理。到了90年代，兩岸郵路開始互通。有一天，我就想我們何不直接向大陸書商採購？

  過去因為兩岸不通，我們採購大陸圖書都是透過香港書商，書價貴到非常不合理。到了 90年代，兩岸郵路開始互通。有一天，我就想我們何不直接向大陸書商採購？

    謝國興先生擔任圖書館主任期間，第二個重大變革，是打破長期由港商經銷壟斷的大陸圖書市場，開啟臺灣向大陸直接採購的新模式。以往大陸出版的圖書（又稱為「匪書」），屬於政府管制品。全臺灣僅少數政府授權單位得以採購，如國防部情報局、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中研院也只有傅斯年圖書館及本館方可訂購，且須收入閉架區，閱覽亦有嚴格限制。 [4] 由於兩岸早期尚未通郵，採購陸書多循第三方管道──香港。 「正所謂物以稀為貴！我們是採購大戶，若要掌握研究趨勢，很多書不得不買，所以香港書商常將書價抬高，有時甚至高出原價2、3倍之多。」 謝先生如是說道。

    謝先生查詢多方資料，發現了版圖公司與其聯繫方式，旋即去信洽詢： 「臺灣的圖書館能否直接向你們買書？在對岸的法律上有無問題？可否通過郵政系統寄送到臺灣？可否利用美金付款？」 對方承辦人鄧曉媛女士亦相當積極，很快地給予肯定的答覆，並在書價上予以優惠折扣。即便加上郵費，也遠比港商轉銷價格便宜許多。

本館最早與版圖公司訂購大陸圖書紀錄（1995/3/20）

報價單上為版圖公司業務窗口鄧曉媛女士手跡。

    掌握對岸的採購管道與方法後，接著則是確認我方的會計付款與行政程序是否可行。謝先生首先洽詢本所會計同仁，由於過去沒有直接向大陸採購的先例，同仁也不清楚能否承辦。為避免冒進執行，他進一步洽詢本院的主計室，但同樣無法得到準確答覆。顯然，會計部門皆對此抱持疑慮。但謝先生並未就此作罷，「我請主計室直接向上級督導單位『審計部』發文，請對方明確告知能否實行，如果不行，請提供事由說明。」審計部回覆並無不可，就此，一錘定音。謝先生開啟臺灣向大陸書商直購陸書的先河，「全臺灣第一家，是從本所郭廷以圖書館開始建立的。」

    初期試辦幾次，採購付款皆順利進行，謝先生便在人文協調會上公開分享向大陸直購圖書的經驗。此創舉隨即引起各所的關注與好奇，雖然了解如此可大幅降低採購成本、節省預算，但在過去從未有直購經驗的情況下，多數單位對於付款流程與採購程序仍有所顧慮。謝先生從本館已完成數次採購，證明院內機制可行，付款流程亦獲主管機關確認無虞，很快便打消眾人心中罣礙，其他圖書館開始紛紛跟進效仿。

    這種開創性採購方式，影響不僅限於院內。當時陸委會得知此事，特別召集臺灣各大圖書館，邀請謝先生前往說明整體採購操作流程與實行經驗。此前，國內各學術機構圖書館亦未曾向陸方逕行採購，因此本所首創的直購模式，迅速遂成為各館參考的典範。

    謝先生善於觀察時勢變化，亦勇於挑戰既有行政慣例，率領郭廷以圖書館成為向大陸直接採購的先驅。此舉一方面解決過去香港書商長期壟斷與價格不透明問題，也透過層層探問，找到過往制度中前人未發現的可能性，為中研院乃至全臺圖書館找尋可行的運作方式。其意義不僅在於降低成本、提升效率，也為圖書館界打通過往閉塞的兩岸通道。

 

三、                微縮資料的保存與數位化展開

 

中研院近史所的 Microfilm，就數量、種類及對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性來說，絕對是全臺數一數二的。但我們館藏的 Microfilm，長期存在兩個問題，第一保存環境不佳；第二是它閱讀起來很累，也非常傷眼。

 

    在電子資料庫尚未普及的年代，複製與保存大量資料最可靠的方式，是仰賴微縮攝影技術製成的微縮膠卷（Microfilm）。近史所早年的前輩學者從世界各地的檔案館、圖書館蒐集了大量微卷，如英國外交部檔案（FO）、中國大陸一檔館的清宮檔案等等， [5] 種類豐富、規模龐大。當時放眼全臺，無館能出其右。

    然而，謝國興先生上任之初，便察覺這批館藏中潛在的問題與風險。這些微卷館藏大多被放置在圖書館書庫一隅，缺乏良好的溫濕度控制與通風環境，導致館內經常瀰漫一股膠卷酸化的刺鼻氣味。 「我當時覺得費解，這些Microfilm已經用了幾十年，為什麼過去沒有人想到應該改善這種保存環境？」 這不僅影響館舍工作和閱覽空間，更關乎對微縮資料本體的損害。一旦嚴重發霉或酸劣化，微卷就無法正常閱讀，只得報廢銷毀。這些由所內前輩四處奔走、蒐羅回來的心血也將付諸流水。

    為了解決此問題，他當即著手改善保存條件。首先在圖書館內找到一處可獨立隔絕的空間，將所有微卷集中移入，改採閉架式保存管理。同時在室內裝設全天候的空調系統，以維持穩定溫溼度。如此既隔絕了異味，也降低資料受損機率。

    除了改善保存環境，謝先生亦關注微卷的使用層面。過去學者使用微卷專用閱讀機查閱，有諸多不便且極耗眼力。他提到： 「我剛讀碩士班時，想看外交檔案就必須使用微卷，因此也曾深受其害。後來我們有位同事（李孝悌先生）還曾打趣地說：『以後只要有需要看微卷的研究，我就不做了！』因為過往閱讀微卷的經驗，讓他覺得太累、太辛苦了。」 這些使用體驗促使他進一步思考：如何讓微卷使用更加便利？

    而後，謝先生在因緣際會下，得知當時有一種轉檔設備，能將微卷轉製成數位檔，讓他大為振奮。這種微卷數位化掃描機在當時的臺灣仍屬罕見，報價更高達百萬元。謝先生設法爭取院內的額外經費，才得以順利引進。他提到： 「當時這種設備在全臺灣只有兩臺，一臺在國防部，一臺就在本所。」 足見此種高科技儀器的珍稀程度。

    儀器設置完成後，謝先生依據本所研究需求和資料重要性，陸續列出館藏微卷的轉檔排程。所內同仁得知圖書館引進如此先進設備，同樣興奮不已，紛紛希望圖書館能協助將自己手邊的微卷進行數位化。謝先生對同仁的需求亦表全力支持： 「我們雖然已經設定了數位化排程，但臨時若有緊急需求，只要數量不大、轉檔耗時不長，我們都會幫忙。」

    多虧謝先生對於資料保存的前瞻眼光與執行力，讓本館成為全院首先設置高階微卷掃描設備的單位，並推動微縮資料的數位化進程。迄今已有約七成的微縮資料完成轉檔，絕大多數內容都可直接於電腦閱覽，大幅減輕研究者查用微卷資料的負擔。

謝國興先生任內購買的設備已退役。

附圖為本館現役「高速微縮軟片數位掃描組」(右)及負責設備操作的專業館員(左)。

圖書館2樓設置微卷數位化檔案專用閱覽電腦

 

四、                圖書館空間整頓與兩岸交贈合作

 

所有圖書館都會碰到的問題是什麼？就是空間不足！以前進圖書館找書，對這個問題感覺不深。過去有多少經費就買多少書，研究人員不會考慮書放不放得下。我開始擔任館主任後，就發現書庫空間越來越不夠用。

 

    謝國興先生一語道出所有學術圖書館的核心難題。隨著館藏數量逐年增長，本館亦開始面臨存放空間不足的窘境，促使他不得不思考解方。他首先將目光轉向長年忽略的圖書館地下室空間。當時地下室作為倉庫，擱置一些待報廢家具或財產，以及過去長年累積的各界贈書。

根據各館主任交接清冊統計，光是中、日、西文圖書類，1988年至1995年就增漲了將近五萬冊。

    這些贈書大多來自私人或單位捐贈的舊書或複本，長期無人盤點管理，雜亂無章地四處堆放，佔據了地下室近八、九成空間。謝先生指出： 「整理這些書需要很大的人力，但既然空間不夠，還是必須設法清理。所以我自己開始當工讀生，親自翻查這些書。這事沒辦法請同事幫忙，也難以請館員代勞，因為他們可能無法從專業角度判斷哪些書對於研究而言是重要的。」 他花了相當時間、精力，親自投入整理，將這些贈書進行初步分類。確認具研究價值且非館藏者即請館員編目入庫；與館藏重複的複本書，則可分成兩種方式處理，其一是用以與外館交換贈送，而未贈出的書，則可開放所內同仁自由領取。隨後再將部分館藏期刊合訂本，移入地下室整頓後釋出的空間典藏。

當年開放同仁自由取書時，謝國興先生亦領取一本由林雲龍先生致贈的《經濟參考資料》（蓋有館藏複本印章）。至今仍放置在他的研究室書架上。他說：「對於我們研究人員來說，這種史料性質的書，比起二手研究更有價值。」

    盤點地下室複本書時，他發現其中藏有兩套文海出版社在1960年代起出版、沈雲龍先生主編的重要套書──《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正編及續編，且兩套書皆近乎完整。他將此放在心裡，直到赴上海圖書館交流，當即派上用場。 「當時為什麼會開始和上海圖書館交流呢？因為上海圖書館的黨委書記王鶴鳴，以前是安徽社科院的歷史研究所所長。早年我研究安徽，曾在1989年去與對方交流，也因此結緣。後來他調任上海圖書館，我去拜訪老朋友，也順便參觀館藏。」 謝先生參觀時，發現上海圖書館竟未收藏《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於是主動捐贈本館複本，並與對方協議合作，交換雙方機構出版品與複本。本館與上海圖書館締結的合作關係正是發軔於此，至今仍保持良好互動。

    除了上海圖書館，自陳永發先生兼任館務起，即已建立合作關係的南京大學圖書館，長期以來都是本館重要的交流夥伴。謝國興先生提到： 「永發在任時的一大貢獻，是文史資料的取得。到了我任內，也透過與他們互換書籍，獲得大量市面上難以取得的新編地方志。」

    在雙方交換合作中，南京大學館員陳遠煥先生扮演極為關鍵的角色。 「他是一位真正獻身圖書館事業的專業人員，對圖書資料的徵集不遺餘力。」 謝先生評價道。陳遠煥先生在蒐羅中國各地政府發行的內部出版品時，經常為近史所多索取一份作為交換，特別是1980至90年代出版的新編地方志。透過這項長期穩定的交換機制，近史所逐步建立起豐富的新編地方志收藏，數量高居全臺第一。當時除了本館，僅國家圖書館的漢學研究中心也在嘗試建立相關館藏，但典藏規模較小。對此，謝國興先生曾主動向其表示， 「既然近史所已收入完備的館藏，其他單位無須重複投入，若有研究需求，歡迎直接來館查閱即可。」 此舉也體現出他對國內研究資源典藏應有效分工及共享的務實理念。

    除了核心館務重整與推動，謝國興先生亦留心圖書館外在環境與館舍意象的提升。為此，他特別邀請臺灣知名書法家張添原（筆名顛彥）為「郭廷以圖書館」題字，刻製成典雅莊重的木匾。為長期空懸的館舍入口處，添上專屬圖書館的標誌性門匾。[10]此外，他也安排於館外園圃栽植大葉欖仁樹，改善過往植披稀疏的景觀，不僅美化館舍週邊，也為往來訪客提供綠蔭。

張添原先生題字與現今郭廷以圖書館門匾

圖書館館舍周邊植栽今昔對比

     謝先生坦言，相較於館務的規劃與執行，最具挑戰的莫過於人員管理。面對背景多元、性格各異的同仁，他始終秉持尊重溝通的原則，但在必要時亦嚴格以對，堅守工作紀律與制度規範，以維持館務運作的穩定與發展。

 

五、                為圖書館開路──從耐震補強到電纜地下化的幕後推手

後來我雖已離開圖書館主任職務，轉調到院本部當差，但在 921 地震後，有關館舍補強、重建的問題，我始終銘記在心。

　　1997年10月，謝國興先生借調至院本部，擔任李遠哲院長特助（任期1997-2000），並於同年12月正式卸任郭廷以圖書館主任。未曾料想，兩年後──1999年9月21日凌晨，一場驚天動地的強震驚醒全島，也再次將謝先生與圖書館聯繫了起來。

    震後全臺各地災情頻傳，中央研究院亦未能倖免。郭廷以圖書館所在近美大樓建物基地，原為四分溪河床，截彎取直後形成的土層沉積量不足，導致建築根基先天不穩。921強震過後更是雪上加霜，建築結構出現裂紋，經鑑定後確認有安全疑慮，需進行補強工程。全館人員辦公與閱覽服務遂暫遷本所檔案館一樓會議室。謝先生調任院長特助後，雖已不再負責圖書館業務，但事關館舍與人員出入安全，他主動向李遠哲院長報告此事情況，並建議盡快搶修。謝先生提到當時曾考慮是否拆除重建，以求一勞永逸，但因建築重建牽涉近史、歐美二所，茲事體大，非短時間內得以完成，當務之急決定先採取補強措施。最終在李院長奔走協調下，成功徵得企業捐款，於2001年完成近美大樓的耐震補強工程。

　　思考建築館舍重建之際，謝先生亦注意到圖書館上空橫越著存在已久的高壓電纜，認為該設施從根本上限制了圖書館未來重建的發展性。他表示： 「這些高壓電纜在中研院遷至南港前就已設置，從前院方曾與臺電協調移除，但並未取得實質進展。……圖書館若要拆除改建，勢必需加高樓層，因為建物量體太小就沒有重建的意義。然而，設計高樓層建築，則必得先處理建築上空高壓電纜。」 換言之，高壓纜線一日不除，圖書館就難以重新規劃更具規模的新建築。

早年近美大樓與近史所周邊高壓電設施。

照片來源：邁向卓越「中央研究院院史網」

    自謝國興先生擔任院長特助起，李院長即已開始與時任臺電董事長的席時濟先生（任期1997-2002年）協商，欲共同推動院區高空電纜地下化工程，席董事長亦允諾於經費與規劃上予以支持。後因逢921地震，謝先生隨同院長優先處理災後重建工作，電纜地下化計畫只得暫時擱置。2002年，謝先生卸下特助職務後不久，再度受李院長徵召，出任本院總務處主任。這次他再度向院長提議，重啟與臺電的合作，加速推進電纜地下化進程。這項工程雖歷時多年，最終成果實有目共睹，不僅改善院區天際線景觀，也從根本解除圖書館等院內建築改建的最大障礙。

　　謝國興先生在卸任圖書館主任後，儘管行政工作重心移向輔助院務推動，但他對圖書館的關懷與協助並未隨之減退。特別是在重大災害發生時，他始終積極介入，協調各方並爭取更多資源。不但為院方排除當前危機，也突破圖書館本身建築發展侷限，為本館未來前景帶來更多可能性。

1995年接任圖書館主任起，謝國興先生因應全院共用自動化管理轉型契機，推行院內館際協調機制與創新採購制度，為圖書館營運發展，奠定新的合作模式。同時，他積極對外拓展合作交流，對內亦改善館舍整體基礎設施。在院本部任職時，對於本館災後重建或空間規劃，亦可見其務實思考與整合的行動力。在這一系列的變革與新局之中，謝先生不論身處哪一個位置，皆能洞察趨勢，兼顧當下需求與長遠發展，完成屬於他的階段性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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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NOPAC系統，國家教育研究院辭書，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百科」，https://pedia.cloud.edu.tw/Entry/Detail/?title=INNOPAC%E7%B3%BB%E7%B5%B1&search=n，最後瀏覽日期2025.06.10。

[2] 本館於1989年起，圖書編目開始採用自動化作業，英文編目使用美國國會圖書館書目資料檔案系統（Bibliofile）光碟轉入；中文編目則與傅斯年圖書館、民族所圖書館、生醫所圖書館（現生命科學圖書館）、三民主義研究所圖書館（現人社中心圖書館）使用相同的URICA系統。但當時各館皆獨立運作，並未互通有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概況（1955-1996）》（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頁31。關於本處‧重要紀事‧78年中心紀事，中研院資訊服務處，https://its.sinica.edu.tw/posts/117085，最後瀏覽日期2025.06.10。

[3] 中研院於1986年成立中央研究院圖書館自動化規劃小組，本所研究員蘇雲峰為小組召集人，積極推動全院圖書館自動化。後本院設置計算中心，並於1989年3月組成中央研究院圖書館自動化委員會，蘇先生與計中主任謝清俊先生等人共同負責全院自動化事務。系統招標流程幾經周折，直至1991年6月才由正宏資訊公司所代理的

[4] 大陸出版品特藏室的開放是張瑞德先生館主任內的貢獻之一。有關張瑞德先生兼任本館主任經歷，請參見 〈回首來時路：張瑞德先生的圖書館之緣〉，郭廷以圖書館學科資源部落格，2025/04/30。

[5] 有關本館館藏FO檔案、一檔館藏重要清宮檔案的查用方式，可參考 〈館藏查用指南：第一次查閱英國Foreign Office（FO）檔案就上手！〉 、 〈館藏查用指南：第一次查閱《清代譜牒檔案》就上手！〉 。

[6] 相關研究請參考謝國興，〈農業經濟的困局：近代安徽的土地問題〉，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編《近代中國農村經濟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頁223-270。謝國興，《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7] 王鶴鳴先生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曾任安徽省圖書館、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安徽省地方志辦公室領導，1995年轉調上海圖書館，2000年退休。王先生上任一年後，1996年12月20日起，上海圖書館正式對外開放，並開始推動與兩岸三地甚至海外學者的交流活動。詳見「從家譜到祠堂──記上海圖書館研究員王鶴鳴先生」，上海世紀出版（集團）有限公司－專題報導， http://www.shsjcb.com/sjcb/bkview.aspx?bkid=241572&cid=732438 ，最後參考日期2025.06.14。王鶴鳴，「王元化先生在上海圖書館」，文匯網， https://wenhui.whb.cn/third/yidian/202010/09/374154.html ，最後參考日期2025.06.14。

[8] 有關陳永發先生兼任本館主任經歷與貢獻，請參見〈回首來時路：陳永發先生圖書館領航記憶〉，郭廷以圖書館學科資源部落格， 2025/03/31。

[9] 文史資料館藏與查用方式，請參見 〈館藏查用指南：第一次查閱《文史資料》就上手！〉，郭廷以圖書館學科資源部落格，2025/03/31。

[10] 從前郭廷以圖書館揭幕式照片中所見金屬製的印刷鉛字門匾，現已不存。早期這類門匾做工欠佳，在南港潮濕的環境下，可能很快就鏽蝕損壞，不堪使用。後來很長一段時間，郭廷以圖書館入口未設門匾。張啟雄先生回憶1994年代理圖書館主任時，曾製作一塊尺寸較小的木匾，刻有「近史所圖書館」字樣，但已不知所蹤。有關張啟雄先生代理本館主任經歷與貢獻，請參見〈 回首來時路：張啟雄先生圖書館改革半年紀〉，郭廷以圖書館學科資源部落格，2025/05/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