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來時路:張啟雄先生圖書館改革半年紀


次「回首來時路」系列專欄,很榮幸邀請本所兼任研究員張啟雄先生分享其代理館務經歷。本專欄以先生所述之圖書館改革為主軸,同時蒐集相關材料補充考訂,以第三人稱方式撰寫、彙整成稿。內容經受訪者審閱後,方定稿刊載。紀錄上如見疏漏誤植處,敬祈讀者先進不吝指正。

 

*「回首來時路」專欄簡介:今年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70周年的重要里程碑。作為承載著豐富學術資源與研究成果的學術機構,郭廷以圖書館在過去70載,館藏從零開始蒐整,逐步發展為近代史領域不可或缺的典藏重鎮。為記錄與深掘這段珍貴的歷史,我們規劃「回首來時路」紀念專欄,透過訪問歷任圖書館主任,回顧其做為學術圖書館的領航者,在不同階段的館務發展方針與歷程,同時探討其面臨的挑戰與突破,並展望未來圖書館在數位轉型與學術服務上的新方向。


受訪人:近史所兼任研究員張啟雄(1994.01-1994.07代理圖書館主任)

訪談時間:2025318日星期二

採訪地點:近史所研究大樓四樓會議室

採訪/編撰:郭廷以圖書館館員張瑜庭


一、 屢辭終赴任:代理館長的契機與顧慮

當時因為張瑞德(館主任)去美國訪問研究,陳三井(所長)就找我去代理,我一開始是拒絕的,因為我不瞭解圖書館,也沒學過圖書館學。我拒絕的另一個理由是,以前每天傍晚經過圖書館,我看張瑞德先生都在勾書,我實在不想這麼做。此外,那時圖書館是一棟危樓,考慮到專業不符和人身安全,我更是不想去。但作為晚輩,我真的很難拒絕,所以就勉強上陣了。

    19941月,時任圖書館主任的張瑞德先生赴哈佛大學進行短期研究,[1]館主任職一時懸置。當時陳三井所長便積極徵詢張啟雄先生能否協助代理館務。起初張先生不願意接手,屢次婉拒陳所長。他推辭的首要原因是不願以外行身分領導內行,張先生直言:「我們研究人員兼任圖書館主任真的很難以勝任,比如圖書館員花很久時間學習各種專業的編目方式,我們對此一無所知,可謂什麼都不懂啊!

    其次,館務經營需耗費大量心力,恐佔據不少研究時間,也是張啟雄先生的顧慮之一。「你知道圖書館業務有多少?我光看張瑞德擔任館主任,就知道有多辛苦。他一天到晚都在圖書館,在大家下班之後,他還在圖書館辦公室,因為燈都還亮著。我問他:『你在幹什麼?』他答;『我在勾選新書啊!』書商天天寄來一疊疊厚重的目錄,都是他一個人慢慢勾選的。我印象非常深刻。」張啟雄先生表示,當時研究人員白天大多要兼課、處理行政庶務或是接待訪客等,幾乎只能在晚上進行研究工作,「包含此後的我自己也都是在夜裡才能專心撰寫論文。」試想若是兼代館務,先不說其他的事,光是選書就要忙到半夜,根本無法推進自己的研究。

    更關鍵的是,當時圖書館建築結構有明顯的安全疑慮。即便在陳永發先生兼任館主任時代已施行過一次補強工程,[2]但整修不過幾年,建築仍然出現橫梁彎曲、承重樑柱迸出縱向裂紋,甚至樓板裂縫大到可投入一顆乒乓球的程度,令人怵目驚心。見此情景,張先生心中更是百般抗拒,「我進圖書館辦公室一瞧,著實被這危樓般的景象嚇到了,我說這可能隨時會垮下來。若不是被建築物壓扁,就是被倒下來的書架和書籍壓死。考慮到人身安全,我當下就向陳所長表示我不想幹圖書館主任。

    然而陳所長不放棄說服張先生,一面曉以大義,強調圖書館是全體研究同仁共同仰賴的重要學術資源單位,不宜長期空懸無人主持館務;同時動之以情,承諾無論張先生欲推行什麼改革、面臨什麼困難,所長都會全力支持,只管放心上任就好。經過幾番婉拒推辭,在陳所長再三懇切請託下,身為晚輩的張先生最終仍難以推卻,遂懷著「士報之以德」的心情應允,接下圖書館主任代理職務。

二、治館如治學:以研究者視角推動館舍改革

我們做研究都要有個問題意識,首先就要指出自己發現了什麼問題,並說明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在治理圖書館上,我也採用同樣的方式,先去發掘圖書館現存的問題,接著羅列出解決問題的方法,最後著手執行。

    雖說張先生並未學過圖書館學,但他嘗試利用自身研究方法來思考圖書館治理的課題──即先確立問題意識,參考他人的方法,再制定解決方案。首先,他不從管理者的立場,而是從使用者的角度,思考當時圖書館有待改善的問題,其中最棘手的,就是讀者難以找到自己想借閱的書籍。張先生說道:「我過去在東京大學讀書,經常去東大的各大圖書館。那是從明治時代就非常著名的圖書館,各種制度都非常健全,我在圖書館找書向來都很容易。1989年畢業後,我回到中央研究院工作,走進近史所圖書館,竟有似來到非洲草原的感覺。因為沒有任何分類、指引,讀者找書毫無頭緒。」但是過去所內研究人員並不覺得有什麼不便,因為當時大家都仰賴館員蘇樹先生,他就像電腦一樣,記住所有書的位置,很快就可以將書籍調閱出來。

    當時本館中、外文編目館員都已為書籍進行專業編目並依序上架,但院內並未設有自動化系統,讀者無法如現今習慣的方式,在電腦查詢索書號,再到索書號所在書架位置找書。讀者只能查書卡或參照書架側面的架次表,查看分類號對應類名(例如:600 -科技與應用科學),來掌握某一類書籍所在的位置。可是近史所圖書館的書架旁就連這種架次表都付之闕如,而一般人對編目邏輯根本不了解,不清楚什麼索書號對應什麼分類,因此研究同仁也不知道怎麼找書,索性都交給蘇樹先生代為調閱。張先生坦言:「我曾多次嘗試進入書庫找書,因為我在東京大學都須自己找,從未請館員入內代勞。國外圖書館員會指引你如何找書,但不需要幫你找到書架位置。可當初在本所我總是找不到所要借的書,因此常到櫃檯請蘇樹先生幫忙。我一個拿到博士學位的研究人員,到近史所竟然不會找書,說實話,有一點挫折感,我那時就常想:為什麼在近史所找書那麼難?」因曾有這樣的經驗,張先生便下定決心:「我當圖書館主任絕對不能再讓這種事發生!」他認為「找書、取書」本就是讀者自己的責任,館員可以提供指引,但不該全然由館員代行。況且蘇先生本身亦非圖書館學專業背景,[3]所有書的位置完全是靠記憶,倘若日後藏書量大增,抑或蘇先生離開崗位,大家可能更找不到書了。圖書館學的意義應是在於建立系統性的資源管理與檢索機制,讓使用者能輕鬆找到所需的書籍,所以不應出現這種「人存政存,人亡政亡」的狀況。既然察覺這個問題,張先生就羅列出解決方案,旋即向所長報告,獲得肯定後,便著手進行改革。


張啟雄先生任內設計的版本已無從考察,附圖為圖書館現行樓層配置圖,現置於入館後右轉階梯旁,此外書庫多處亦設有各層平面圖,便於讀者查詢書籍所在位置。


現行各排書架側面架次表


    除了完備各樓層配置、架次表的指引,便於讀者找書之外,張先生也全方位考慮使用者需求,添置了各種設備,大至門牌、館內閱覽使用的書桌椅、檯燈、踩凳,小至便利貼、長條紙頁籤,無所不包,只為打造一個讓使用者能自在閱讀與從事研究的友善環境,使圖書館真正成為「好用」的學術研究資源共享設施。

館內個人座位區多設有檯燈

取高架位區書籍所需踏腳凳。
張先生代理前,館內已有少量踏腳凳,僅館員上架時使用。張先生考量日後讀者大多會自行取書,故擬購置更多踏腳凳,至少每道書架間都放置一個,以便大家自行取用。

 

    初步完成動線重建與館藏指引標示後,張先生還親自模擬讀者實際使用情境,循著指示路徑,逐一檢視動線是否流暢、標示是否清晰。他強調自己並非只是「把指引貼出來而已」,而是反覆以讀者的視角出發,一次次測試哪些位置最容易被看見、哪種標示更具辨識度,若發現有不清楚之處便立刻修改。這些細節上的調整,不僅是為了讓使用者能更輕鬆地尋書,也是為了減輕蘇樹先生負擔而做的努力。張先生自謙道:「這些事情說起來不值一毛錢,但我相信完成後,未來所的年輕學者都可以輕鬆找到自己所需的書,也算是一點微小貢獻了!」

    此外,張先生也推動圖書選購制度的調整。他認為館主任一人獨力選書,難免效率不彰,也未必能準確且全面掌握各研究領域的專業需求。「別人我不知道,但我自己的專長是國際關係、政治外交,至於其他領域我就不甚清楚,也沒有能力去幫他們選書。」於是他改變以往由館主任集中選書的慣例,將選書的任務分配至各研究群組,由各組同仁根據各自專業領域,自行勾選所需書目。「起初大家也會覺得麻煩、多了一件事,但最後也都勾選了。因為大家知道如果不勾,這個領域就難以增添新書。」他相信這樣的制度不僅能提升選書的專業性,也能讓各研究群組之間產生良性競爭。因為若某一群組未能及時提出需求,該年度的經費就可能被其他研究領域分用,因此能促進同仁更積極參與館藏建設。如此調整是期望讓專業歸位、責任分明,為圖書館建立更具永續性的選書機制。

1994年近史所四大研究群組及其成員研究範圍表。[4]

 

    代理期間,張先生心中最掛念的,依然是這棟圖書館建築的安全問題。他最初就對建物結構狀況極為憂心。為此,甚至特別請來新任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先生(1994-2006擔任院長)親自到場勘查,務求讓院方高層親眼見證館舍中那些肉眼可見的安全風險。張先生親領李院長從一樓走到三樓,一一指出建築問題,這次會勘雖未能立刻促成拆除重建計畫,仍爭取到後續的結構補強與維修。

    回首這段代理館主任的歲月,張先生不諱言:「圖書館,說真的,真的不是研究人員該做的!雖然才代理半年而已,但是我覺得那半年很辛苦。我沒有想到圖書館有那麼多業務。」他從未想過自己會在圖書館工作,這段短暫卻密集的代理行政業務,幾乎佔據了所有心力與時間,使他無法專心進行研究與撰寫論文。正因如此,他在任內非常積極地推動改革,目的就是希望在有限任期內,建設出更健全的圖書館制度與使用者友善環境,讓圖書館能夠自主運作。對張先生而言,這段經歷既是一場特殊際遇,也是一段以研究者眼光涉入行政體制、轉化現實困境的一種實踐。他也坦言,倘若可選擇,絕不願再承擔同樣的職務,但這半年所做的努力,讓他能在卸任後亦無愧於心,同時也成長了不少。


三、行難志未酬:改革路上的阻力與反思

我代理那半年都在推動改革,過程中其實也碰到很多阻力,比如圖書館也有圖資專業背景的同仁,表現卻不如預期。但我現在客觀想一想,他只是一名職員,可能過去上面(主管)也沒能讓館員好好發揮圖書館專業技能,他們或許懷才不遇,或許也不認為需要改革,反正只要墨守成規,遵循以前作法做下去就好。


    
張先生代理半年期間推動的各項改革,實非一帆風順。改革之所以艱難,不在於資源匱乏,而是來自體制與人員之間根深柢固的慣性作風。當時圖書館內少數具備圖書館學專業背景的同仁,起初對張先生改革方案採取觀望保守態度,亦未展現改革上的積極性。張先生曾對此表示不滿,認為既然曾受過專業訓練,理應在改革過程中提供更多建議,發揮更大助力。事隔多年後,張先生重新回想與省思,坦率地表示,自己當年的評價或許過於嚴苛。畢竟當時圖書館規模小、人力單薄,加上當時館務長期缺乏變動,館員多半僅依照既有職責完成日常業務,即使具備專業能力,也難以在缺乏授權與支持的情況下主動介入制度改革。

    除了內部阻力外,張先生也從自身經驗出發,進一步反思研究員兼任圖書館主任制度的根本問題。他提到自己並非圖書館專業出身,初上任時確實感到緊張與惶恐,即便再努力投入,對於圖書分類、館藏編目、流通管理等流程仍屬門外漢。正因如此,他認為圖書館若長期由非圖資背景的研究人員兼管,終究難以真正整合館藏編目管理與使用者需求,建構系統性的資源應用方案。「就像當時圖書館館員都把書目編好、貼標籤、上架,都有非常大的功勞,但研究同仁看不到這些,因為沒有館主任想到要做清楚的指引,同仁實際上沒有辦法根據這些編目去找書。」

1990年代本館館員進行編目情景[5]

    儘管如此,張先生也承認,由研究人員兼任館長並非全然無益。在推動對外合作、簽訂學術交流協議上,研究人員憑藉在學界的聲望與人脈,確實較容易與其他單位建立平等的合作關係,也是專業館員難以取代的優勢之一。然而,在館務日常管理上,張先生仍認為應回歸圖書館學本位,因為若缺乏對圖書館制度與服務邏輯的基本理解,即便有心改革,也難以制定出真正貼近實務的策略。

    張先生在任內尚有數項構想未能如願推行,至今仍感遺憾。其中之一,是他原本希望仿效東京大學圖書館的作法,購置一種特殊的「書擋」,能用於讀者借書時,暫時置放於原書位置,標示該處館藏已被借出,不僅方便其他讀者知悉該書去向,也有助於維持書架整齊與歸位。但當時臺灣並無廠商製作此類書擋,因此這個想法也只得作罷。另一項更具規模與長遠意義的未竟之志,則是針對圖書館建築本體的安全問題。張先生曾提出應徹底拆除原有建築並興建新館的構想,惟因本棟近美大樓為近史所與歐美所共用,涉及龐大經費與跨單位協調等多重因素,最終僅能爭取局部補強修繕,無法從根本解決空間與結構的長期隱患。他也希望院方基於建築物負載能力與圖書館人員的安全考量,早日規劃更加安全、容量更大的近代史研究所大樓興建事宜。

四、前瞻開新局:對圖書館未來的期許與展望

國外大學經常有幾個系聯合的集體研究,院內如果有幾個學科的人聯合起來也能推行所際合作,這種集體研究的成果通常影響力更大也更長遠,更能讓國際學界認識我們。而圖書館同樣可以加入這類集體研究中,甚至主動與外界合作,站在支援研究的立場,獲得更多支援,就能向海內外徵蒐更多特定領域的圖書文獻,開創專區特藏。

   
   
自張先生代理館長以來,轉眼已過三十載。今日的郭廷以圖書館,不論在館藏質量或資源服務上,均有顯著進展,館務運作亦已由具圖資專業背景的人員主持,這一點也是張先生所深感欣慰之處。論及對本館未來的期許,他認為首要之務在於所方應促進所外的合作,積極與其他學術機構共同推動跨所、跨院,乃至跨國的大型研究專題計畫。張先生指出,當前國內人文研究普遍仍以個人型研究為主,少有跨單位或跨學科的整合型研究模式,使得研究課題較為發散。倘若能集結多方資源與人才,共同投入重大的研究議題,不僅可提升整體研究能量,也有助於在國際學術場域提升能見度,並建立實質對等的對話空間。此時,學術圖書館則可作為整合資源與支援研究的關鍵角色,加入這些大型計畫,不僅為計畫蒐羅研究資源、提供研究空間,更可主動規劃主題書展與專區,擴大徵集該核心議題的相關文獻,設立具有標誌性的專屬Corner,成為學術知識匯聚與交流的平台。屆時,來自世界各地專研相關領域的學者,亦將受圖書館構築的資源環境所吸引而趨之若鶩,進一步鞏固本館在國際學術網絡中的重要地位

    對於圖書館的重建與空間發展,張先生依然懷抱期待。雖然在任內未能成功爭取另闢新館,但他始終相信,只要能持續向院方提出具體訴求,清楚分析新館興建的必要性與長遠效益,「只要我們一年四季都去申請、不懈詢問、分析利弊,就有機會。」張先生也提出具體建議,若考量近美大樓為近史所與歐美所共用,短期內難以於現址重建,則可評估拆除舊有 BC 棟舊建築(現為辦公室及閉架書庫),並適度擴展周邊空地,規劃出一處符合未來發展需求的圖書館新館基地。

    在張先生看來,圖書館若要真正成為支撐當代學術研究的關鍵基礎設施,勢必要在館藏策略、合作機制與空間規劃上持續前瞻思考、勇於主動布局。唯有如此,圖書館才能不只是滿足現階段的使用需求,還能進一步引領未來學術生態的發展方向,成為國際學術交流重鎮不可分的一部分,也是知識創新和交流的場域與寶庫。



[3] 蘇樹先生(1935-2015)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附設空中行政專科學校,於19798月起擔任本所事務員,負責圖書館業務。參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三十年史稿》(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頁16

[4] 參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概況1955-199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頁3-4

[5]相片參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44/2-民國84/2(此40周年紀念為內部發行,非正式出版品),頁55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