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來時路： 穩健過渡──余敏玲女士館務代理紀實
本次「回首來時路」系列專欄，很榮幸邀請本所兼任研究員余敏玲女士分享其綜理館務經歷。本專欄以余女士所述之圖書館經營為主軸，同時蒐集相關材料補充考訂，以第三人稱方式撰寫、彙整成稿。內容經受訪者審閱後，方定稿刊載。紀錄上如見疏漏誤植處，敬祈讀者先進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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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來時路」專欄簡介：今年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70周年的重要里程碑。作為承載著豐富學術資源與研究成果的學術機構，近史所郭廷以圖書館在過去70載，館藏從零開始蒐整，逐步發展為近代史領域不可或缺的典藏重鎮。為記錄與深掘這段珍貴的歷史，郭廷以圖書館特別規劃「回首來時路」紀念專欄，透過訪問歷任圖書館主任，回顧其做為學術圖書館的領航者，在不同階段的館藏發展方針與歷程，同時探討其面臨的挑戰與突破，並展望未來圖書館在數位轉型與學術服務上的新方向。 |
受訪人：近史所兼任研究員余敏玲（2011年代理圖書館主任）
訪談時間：2025年11月4日星期二
採訪地點：近史所研究大樓
採訪／編撰：近史所郭廷以圖書館館員張瑜庭
一、過渡期的使命：為圖書館尋覓下一位掌舵者
我認為我代理館主任的這一年就是一個過渡期，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為圖書館找到一位適才適所的專業人才，來接手主任的工作。
2010
年底，林義娥女士轉任文哲所圖書館，郭廷以圖書館主任一職因而懸置
。在黃克武所長的徵詢下
，余敏玲女士出任代理館主任
。她坦言：「
我對圖書館有一份特殊感情，所以即便我並不喜歡處理行政事務，我還是同意接下了代理主任的任務。
」這份情感，源於她過去
在海外各國圖書館查閱資料的親身經歷。自攻讀博士以來，她曾多次赴俄羅斯與中國蒐集資料，頻繁出入當地各圖書館，深刻體會到當時兩國在行政體制上的「人治」色彩。對於熟悉美國完善圖書館制度的學者而言
，那裡
充斥諸多不合理的規定和繁瑣程序，讓想在當地潛心研究的學人備感不便。正因如此，回到臺灣進入中研院工作後，她由衷感到：「
在這裡做研究、使用圖書館，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我對我們圖書館一直都心存感激！因為我深知在很多地方，你得不到這樣好的服務。
」
這份感恩與珍惜之情，成為她願意在圖書館的關鍵時刻，承擔過渡職務的重要原因。
上任伊始，余敏玲女士即明確定位自己任內的首要任務，便是找到一位專業的圖書館管理人才，接棒領導館務。此前，林義娥主任所建立的「專業圖書館員主持管理」與「圖書館委員會偕同督導」的共治模式，已為經營圖書館奠定了穩固的基礎。[1]余女士提到：「
我們都認為義娥做得很好，我的任務就是找到對的人，把這個模式延續下去。我是真的不希望再走回研究人員兼任的老路。
」研究人員雖然在學術領域具有個人專業，但對圖書館行政細節與圖資術語，往往難以清楚掌握。「
老實說，我代理期間參加院內圖書館人文協調會，裏頭討論的完全是圖書館學專業內容，研究人員去了也是鴨子聽雷，根本貢獻不了什麼意見。因此找到專業人才很重要，因為你必須有專業的背景才能好好溝通！
」
招聘公告發布後，共有三位已在公務體系和圖資領域累積相當經驗的應試者入選面試。余女士表示：「
我們徵選人員的目標非常明確。第一當然是要具備專業圖資背景
；
其次則是要盡量選擇年輕，且有長期經營館務的潛力；最後也是非常關鍵的能力──擁有足夠的EQ應對行政和人事協調工作。
」由於圖書館館務運作高度依賴團隊與跨部門溝通協作，館主任必須具備良好的情商與人際協調能力，方能確保各項業務得以順利推行。為此，她特別針對所有面試者都出了一道必考題：「
如果你在工作過程中，遇到同仁表達不同的意見，你會怎麼處理？
」這看似平凡的提問，實為她心中的試金石，意在檢驗三位應試者在面對歧見或衝突時，
是否具備沉著應對與有效溝通的能力。
最終，來自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圖書館的林玲君女士脫穎而出。她不僅具備紮實的圖資專業與實務經驗，
在應對情境題時展現出沉著冷靜且具包容性的態度，
相較於其他候選人，在情緒管理與協調能力上尤為突出。這也是獲得面試委員們一致青睞的關鍵因素。余女士
回想當時情境
：「
當時面試完後，我們就已經有共識了，根本不用投票，大家最屬意的就是玲君！
」
面試結果於三月正式公布，經與北藝大協調商調時程後，林玲君編審於同年六月正式到任，成為郭廷以圖書館的新成員。
談及這段過程，
余女士笑言：「
找人有時候要靠緣分，找到『適才適所』的人更需要天時、地利、人和。我們當時算是很幸運，才能順利找到對的人。事實證明，玲君也真的做的很好，對於館務很快就上手，和同仁處的也很融洽。所以我就很放心的交給她了！
」短短半年內，余女士成功完成了最初設定的階段性目標，為圖書館尋得一位能長期推動館務的接班人。
二、取捨：瀕臨飽和的館藏空間與因應對策
空間不夠，是每個圖書館都會碰到的問題。我也知道任何機構，剛開始建立館藏的時候，什麼都想收進來放。直到有一天，突然發現空間不夠了，就必須做出取捨與調整。
相較於早年積極徵集資料的擴充階段，余敏玲女士接任代理館主任時，圖書館的館藏容量已瀕臨飽和。此時最迫切的課題，不再是擴增實體館藏，而是在有限空間內，重新檢視館藏結構，並調整空間配置以及收贈保存的基本原則。為此，她於任內首次召開圖書館委員會時，主導修訂了圖書受贈規範。原則上，除非贈書具有明確的學術價值，且未與現有館藏重複，否則圖書館將不再接受個人贈書；來自機構的大宗贈書，也期望能事前提供清單，以便館方先行評估是否符合本所研究方向，並衡量後續整理所需的人力與空間成本。這項制度的訂定，是在面對館舍空間有限、人力亦難負荷大量交贈業務的雙重壓力下，必須採取的應對措施。
然而，收束受贈範圍，無法立即緩解館藏超載的情況。當時的燃眉之急尚未解決，而原用以存放部分館藏的院外倉儲，又因租賃成本過高而不得不停止續約。暫存於倉儲的200餘箱書刊及大批微縮膠卷悉數回流，使館舍空間更顯捉襟見肘。幸而開箱檢視後，發現內容多屬複本或早期臺灣各大學術機構出版的刊物。余女士遂轉洽中南部的大專院校是否有意願接受，「我們主要是考慮大學圖書館採購經費非常少，而中南部的資源相對北部稀缺，新成立的學校更是如此。最後由暨南大學決定全數接收，這對雙方來說都是最理想的結果。」
相較於可轉贈的紙本館藏，微縮資料的處理更具挑戰性。過往受限於設備，難以有效控管保存環境的溫溼度，導致部分微卷逐漸發霉或酸化。因此余女士在新任林玲君編審到職後，首先指派的任務之一，便是為館藏微卷置辦恆溫恆濕的防潮櫃，以利長期保存。與此同時，她亦交付予林編審另一項重要任務，即整頓閉架書室中的線裝書和非書資料。後者涵蓋範圍廣泛，諸如錄音盤帶、錄影帶、地圖等。余女士指出：「這些東西有一部分是來自國民黨海工會的紀錄影音資料，沒怎麼整理，就堆置在那裡。但到了2011年，誰還會用這些磁帶、盤帶？沒有數位化基本不能用啊！因為不屬於電影的範疇，送給電影圖書館他們也不收，但丟了也確實可惜。所以我覺得要做成數位檔，好好整理、編目起來，讓人家可以來看。」經過一連串盤點、分批挑選與規劃之下，館方陸續將影音資料委外數位化，而地圖資料則與院內 GIS 中心合作，數位化的同時，也匯入中心建置的地圖數位典藏整合查詢系統，[2]讓這些原本沉睡於角落的資料得以重見天日，進入學術研究者的視野之中。
圖中附表為余敏玲女士首批挑選數位化的數位化膠片、錄音資料清單
經盤點整理，原佔有兩間閉架書室的線裝書與舊式影音資料，現已併入一室。釋出空間，改為開架書區，陳列近史所同仁著作與出版品。
此外，因應瀕臨極限的館藏量與空間需求，余敏玲女士亦向所方爭取更多圖書存放空間。包含臺灣史研究所創設之初，其部分圖書曾暫置於近史所舊辦公大樓（又稱B、C棟）的閉架書庫，待其遷出後，這一區域遂轉由本館接續使用。在余女士的指示下，館員重新評估既有館藏使用率和占用空間的量體規模，展開大規模盤點與移架作業。首先將超過十年未曾借出的藏書，以及大部頭的清代檔案類套書等，分批移入閉架區，改採調閱模式，以釋出本館開架書庫的空間。同時，過去尚未處理的大宗贈書也趁此一併整理，將其中部分資料轉贈予更適合典藏的單位。余女士表示：「像海外華人協會、中央銀行給我們的資料，如經濟統計類報告，我們真的吃不下來，就去問經濟所願不願意入藏，還好他們收下了。老實講，我覺得東西放在中研院，甚至只要在台北市內，就是多走幾步路，其實都拿得到、用得到，未必要全留在自己館內。」
另一批佔據館藏相當空間、處理上更需謹慎評估的館藏，是早期前輩所蒐集的剪報資料。余女士說道：「像陳三井老師他們那一代，入所後第一個工作就是蒐集剪報。當時就是給一個主題，大家針對那個主題去挑選資料。在資訊缺乏的年代，確實需要這種剪報資料。但這很仰賴個人判斷，我挑和你挑，結果可能就不一樣。」隨著全文資料庫日益完備，這類剪報資料在實際使用上已逐漸被取代。且早在林義娥主任時期，已開始針對這批剪報資料進行數位化並建置索引系統，大幅提升檢索查用的方便性。即使如此，對於是否應淘汰剪報資料，圖委會上仍歷經多次討論。「當時大家基本上尊重圖委的建議，有人不希望丟，那就只能去問，問了好多遍，沒有單位願意收。我也可以理解，這些其實是很零散的東西，現在大家都要全文、要數位資料，誰還會願意收這些？」站在管理立場，適度汰換確有其必要性，而對於歷史研究而言，這些不但是前輩們苦心收集的珍貴史料，亦是對過去研究方法的見證。如何在淘汰與保存的天秤兩端取得平衡，關鍵仍在持續溝通與耐心協調。剪報去留之議，折射出學術圖書館在世代觀念與技術發展變遷下，所需面對的資源管理課題。
三、新篇：數位資源與紙本採購策略調整
那時候我們採購方向上有兩個改變，第一是開始大量採購電子資料庫，其次是調整了紙本新書的選購模式。
隨著數位化技術發展逐漸成熟，全球學術機構與出版商紛紛投入數位資料平台建置，史料型資料庫相繼問世。對於需大量史料支援研究、又面臨館藏空間飽和的專業歷史學圖書館而言，電子資源的蓬勃發展可謂恰逢其時。余敏玲女士代理期間，本館在維持既有紙本採購的基礎上，亦同步將電子資料庫列入採購核心項目。今日中國近代史學界高度仰賴的《全國報刊索引》及《申報》資料庫等，皆是在此階段陸續引進。「我記得當時買資料庫是蠻花錢的，但我們覺得只要研究上有需要，如果今年經費不夠，那就留到明年再買。後來也買了許多重要的外文報刊資料庫。」自此開始，本館便持續擴充史料型電子資料庫，至今已累積七十餘種，成為院內人文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
此一採購方向的形成，實為現實條件、學術趨勢和研究需求三者交互作用下的結果。一方面，不少對於近代史研究而言重要的館藏紙本報刊，經過多年反覆翻閱已日趨破損，保存與空間管理的壓力也愈發沉重；另一方面，電子資料庫在史料涵蓋數量、範圍、檢索功能等方面，使用效益皆優於逐冊購買的紙本館藏。不過，余女士也強調，部份紙本館藏仍有其不可替代性。特別是在政治環境不穩定的地區，電子資源的部分內容還是可能面臨隨時下架的風險。「例如，我們常用的中國知網（CNKI），往往會無預警關閉或下架一些文章，我們就什麼都找不到。這時候就會慶幸，還好我們有收紙本。」正如余女士所言，在面對政治上的不確定性時，紙本館藏依然具有重要的保存價值。
除了電子資源的購置增長，紙本書的採購策略亦在余敏玲女士任內有所調整。過去紙本圖書的購置，多依賴海內外各出版社或書商定期提供的大量出版書單，內容不僅涵蓋中國近代史、東亞研究、歐美史，也涉及各類社會科學領域等主題。館員通常會將這些書單轉交選書委員及所內其他研究人員進行勾選。這種模式雖能全面掌握新書出版動態，卻也存在限制。諸如書單範圍過於廣泛，與研究人員的實際需求存在落差；或者因書目資訊過於龐雜，研究人員難以在短時間內逐一檢視挑選，間接降低了選書作業的效率。
此外，本院人文協調會成立之初，曾共同商議複本採購政策，即同一本書，全院各圖書館原則上不購買超過兩本，旨在避免資源過度重複並節省經費和空間。[3]對此，各館執行力度不盡相同，本館因空間有限而相對嚴格。在此複本原則下，院內各館的新書購置，很大程度取決於研究人員薦購的速度。換言之，若是選購效率不彰，部份重要著作的購置額度便可能由其它圖書館取得，長此以往，將影響本館核心館藏的完整性。
在這個背景下，余女士留意到：「我自己在院內找書過程中，經常發現某些書應該是近史所該有的館藏，我們沒有，但是民族所圖書館都有。我就很好奇，為什麼如此?他們一定有什麼特別的選書機制，值得我們效法。」於是，她建議本館採購館員主動向民族所圖書館請益，了解其選書作業流程，再據以調整本館的薦購機制。其後，本館亦效法民族所圖書館，開始建置研究主題調查表，主動蒐集研究人員當前的研究課題與關鍵字，館員再彙整相關新書清單，提供該領域研究員勾選。此一作法與原有的選書小組並行，使選書作業具系統性，也能提升館藏與本所研究核心領域的契合度。
本館現用之「研究主題問卷調查」表單，於新進人員入所時提供填寫。
目前本館學科館員亦定期追蹤研究人員最新研究計畫，掌握所內最新研究動態。
同時，為提升選書效率，余女士亦鼓勵館員將書商提供的書單掃描為電子檔，使熟悉數位工具的研究人員更便於查閱勾選；但仍保留紙本書單，兼顧慣用紙本閱讀的同仁。她也表示：「直到現在我還是會幫忙圖書館選書，藉此我也可以很快掌握最新出版的研究著作或材料。」定期瀏覽書目本身就是一種學術追蹤的方式，有助於持續掌握研究動向、維持對學界發展的敏銳度。
四、感謝過往‧再思定位
我真心覺得自己在研究路上，受惠我們圖書館非常多。不管是我缺什麼，找不到什麼資料，總是可以從圖書館得到一些線索。我們做研究，最需要的就是這些。
對余女士而言，郭廷以圖書館是她長年學術生涯中最堅實的後盾。從文獻的查找到獲取，到檢索技術問題的協助，圖書館總能及時提供支持。對此，她始終心懷感激。從她多年走訪海內外研究機構圖書館的經驗觀之，本館在服務品質、館藏建設上，整體水準皆不遜於美國一流學術機構的圖書館。
相對於其他學科，人文學研究的推展，離不開圖書館的支持和館員的專業投入。余女士指出：「國外很多英文出版品，作者經常在謝辭中鄭重感謝圖書館員的協助，我覺得自己在研究過程中，圖書館提供了很多的支持，也需要將這份感謝寫入我的專著謝辭之中。」這番發自內心的肯定，不僅彰顯圖書館在人文領域學術發展中的關鍵角色，也體現一位資深學者對館員貢獻的真摯謝意。
2015 年，余敏玲女士出版 《 形塑「新人」：中共宣傳與蘇聯經驗 》 一書時，
致贈圖書館的感謝小卡。
除了對圖書館服務表達深切感謝，余女士也進一步提出對館藏定位的反思與建議。她認為，儘管當前近代史研究的課題日益分散，圖書館仍應確立並持續維護「核心館藏」（Core Collection），因為這是最能體現近代史圖書館學術定位與特色的關鍵所在。以中國新編地方志與文史資料等中共相關文獻為例，本館是臺灣各大圖書館中，館藏最為完整且豐富的學術機構。「從前在臺灣做中共研究時就是得靠這些資料，我們這方面的收藏還是很完整的。你到其他單位，基本上找不到這類材料。如果連我們所都找不到，那只能託人海外協助，否則就真的很難取得了。」在當前兩岸出版與流通控管日漸嚴格的情勢下，這些實體館藏更有難以替代的典藏意義。
再者，余女士認為有些資料或許未必與當下的研究直接相關，但若把眼光放長遠一些，也許在十年、二十年後，也將成為重要的史料。她提到：「有些資料現在俯拾皆是，看著覺得沒什麼，有些人就把它當垃圾一樣丟了。歷史上有太多資料就是這樣消失不見。但它放到數十年後，是不是就變成歷史的一部分？如果我們先收起來，未來想研究相關課題的學者，就必須來找我們的館藏。」
然而，如何在有限資源與多元需求間凝聚對於Core
Collection共識，絕非易事。不同學者對「核心」的理解各異，若無良好的溝通與選書機制，往往難以建立館藏發展方向。「正所謂『一樣米養百種人』，要在分歧中尋求共識，仍是現今學術圖書館需面對的挑戰。」余女士如是說道。
回顧這段代理期間，余女士始終以務實態度，處理館務上迎面而來的各種挑戰。雖然她自認只是「過渡的一年」，但從尋覓專業人才、應對空間與倉儲壓力，到調整紙本採購與電子資源佈局，實際上仍推動了多項關鍵工作。她任內所開啟的諸多館務調整與討論，至今仍持續影響館務運作與決策方向。
[1] 有關林義娥女士擔任本館主任的經歷與貢獻，請參見〈回首來時路：為研究開路──林義娥女士的館務經營之道〉，郭廷以圖書館學科資源部落格， 2025/10/31。
[2] 基於典藏環境考量，原由本館典藏的這批紙本地圖，連同數位檔，於2024年全數轉入本所檔案館典藏。2025年完成檔案館系統編目上架公開，現亦可於本所檔案館館藏檢索系統查詢。
[3] 謝國興先生於1995年推動全院的人文館際協調會時，就已提出此複本採購原則。請參見〈回首來時路： 謝國興先生圖書館掌舵實錄〉，郭廷以圖書館學科資源部落格， 2025/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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