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來時路： 願景型館員──林玲君女士打造近代史資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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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來時路」專欄簡介 ：今年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70周年的重要里程碑。作為承載著豐富學術資源與研究成果的學術機構，近史所郭廷以圖書館在過去70載，館藏從零開始蒐整，逐步發展為近代史領域不可或缺的典藏重鎮。為記錄與深掘這段珍貴的歷史，郭廷以圖書館特別規劃「回首來時路」紀念專欄，透過訪問歷任圖書館主任，回顧其做為學術圖書館的領航者，在不同階段的館藏發展方針與歷程，同時探討其面臨的挑戰與突破，並展望未來圖書館在數位轉型與學術服務上的新方向。 |
受訪人：近史所現任圖書館主任林玲君（2012年--）
訪談時間：2025年12月10日星期三
採訪地點：近史所郭廷以圖書館
採訪／編撰：近史所郭廷以圖書館館員張瑜庭
一、從大學走向研究院：職涯規劃的一次選擇
「選擇來到中研院，動機其實很單純，就是職涯考量。」
2011年，林玲君女士從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圖書館（後文簡稱北藝大）轉調至中研院近史所郭廷以圖書館，她將此視為個人長期職涯規劃中，一次重要的轉換契機。出身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的她，畢業後即通過高考進入國立藝術學院（後改名為北藝大）服務。前後歷經15年，執掌過圖書館前後台各項業務，也升任組長職，對大學圖書館行政運作節奏十分熟稔。期間，她曾幾度嘗試挑戰其他機關，但都被當時的長官挽留而作罷。考量個人職涯發展與既有工作環境之間，已逐漸走到一個平穩階段，若希望有不同的成長機會，勢必需離開原來的軌道， 「這時候近史所剛好開了這個編審缺，面試也很順利，當時北藝大的館長也同意商調。所以來到這裡，可以說是因緣俱足、水到渠成的結果。」
林女士來到近史所面試時，時任所長的黃克武先生便已向她提及，圖書館編審職務，未來將承接圖書館主任的責任，只是未言明接任的時間點。直到實際到任後，她才逐漸理解，原來在這裡，行政職務的角色轉換通常需要一段觀察與磨合期，方能逐步銜接到主管職。 [1]
相較於過去熟悉的大學校園行政體系，中研院對林女士而言，可說是完全陌生的場域。她坦言，自己當時在院內並未認識任何人，對中研院的職場文化與行政運作也不甚了解。但她認為， 「有時候不知道未必是壞事，正因為白紙一張，做起事來反而沒有什麼包袱」 ，使她得以保持相對開放的心態，專注學習與適應新的工作環境，也能持續在業務上提出新的發想與嘗試。
初到郭廷以圖書館的那段時間，當時代理館主任余敏玲女士即安排館內同仁逐一向她介紹各自的業務職掌，幫助她掌握全館館務運作的概況。作為初來乍到的新人，她提到自己在適應新環境的過程中，也曾經歷過幾次「震撼教育」。諸如公務盡量先以郵件聯繫；寫信時亦無須太過拘謹，直言要旨即可，這些看似瑣碎的細節，都讓她察覺到近史所與北藝大之間，截然不同的組織文化與氛圍，這也促使她不斷調整自身步調，以便盡快融入新的工作環境。
在適應新環境的過程中，林女士也感受到來自所內同仁的關懷與鼓勵。特別在她到任不久，幾位師長，包含張朋園先生（1926–2022）、黃克武所長與黃自進先生，就曾為她設宴接風，予以勉勵。其中，黃自進先生的一句話，至今仍令她印象深刻， 「你就將郭廷以圖書館當成自己的事業去經營！」 當時聽來，或許只是前輩口頭的加油打氣，但對處於摸索階段的林女士而言，這句話的份量，已超越單純的期許，在往後十餘年的館務經營歷程中，亦成為支撐她持續前行的一股力量。
二、附屬或自主：思索專業學術圖書館的經營方向
「報到第一天，黃所長就交代我好好想想，郭廷以圖書館是要繼續作為一個研究所附屬圖書室，還是要發展成一個具自主性的圖書館？」
林玲君女士到近代史研究所報到首日，黃克武所長便對她拋出這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放在中研院圖書館群的歷史發展脈絡中，這個提問其實別具深意。長期以來，院內多數圖書館以研究所附屬圖書館／室的形式建置，其最初、也是最主要的任務，在於支援所屬研究人員的參考利用，較少被期許成為對外經營、或建立專業品牌與能見度的獨立單位。黃所長的這番提問，讓她進一步思索在既有體制下，郭廷以圖書館在經營策略與發展方向是否能找到不同的可能性？
多年後回望，林玲君始終將這個問題放在心上。她帶著一貫的幽默回應： 「現在回想起來，我對這道題目的答案是：小孩才做選擇，我們全都要！既要把圖書館打造成支援近史所研究的神隊友，也要慢慢建立起自己的品牌。」 在她看來，「附屬」與「自主」並非非此即彼的選項。郭廷以圖書館必須是近史所研究人員最可靠的後盾，但這並不意味只能停留在被動支援的位置，而是可以進一步化被動為主動，讓圖書館長年累積的專業研究資源與服務，真正被看見和倚賴，也能與更廣泛的學界同道共享。
相較於以教學支援為主的大學圖書館，研究型學術圖書館所面對的是領域專精的研究者，使用情境也必須考量研究工作的實際需求。因此，學術圖書館的價值不僅取決於館藏是否齊備，更在於服務上能否深度理解專業歷史學的研究內涵，並在關鍵時刻適時助攻，提供真正有益的資源。正是在這樣的研究環境中，圖書館的角色往往需要隨著研究型態與學術生態的變化，持續調整與深化。
當郭廷以圖書館交棒到林女士手上時，館藏建置與各項制度都已上了軌道，她深知： 「前面歷任館主任一步一腳印累積的各項軟硬體建設，早已奠定了很好的基礎，所以我不用再重新建立什麼，其實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繼續往前思考，怎麼讓我們的資源真正發光發熱。」 既有的館藏建置是圖書館不可或缺的根基；而在此之上，她更希望嘗試從資源服務的角度出發，延伸圖書館可以支持研究的方式，以貼近研究工作的多樣需求。她表示： 「要做自己的品牌，一定要做一些讓人家有記憶點的東西！而我也比較不會受限於傳統圖資領域的範圍或服務框架，我可以跨出去，只要是研究人員有需要、且圖書館能幫得上忙的事情，都可以納入我們服務的思考範圍。」 也正是在這樣的理念下，郭廷以圖書館方能在既有體制之下，嘗試走向一條不同的路。
三、一步一腳印：掌舵圖書館，讓資源服務提升能見度
「一開始我其實還是先求穩，從既有館務做起，由內而外，一步一步慢慢累積，也嘗試走出圖書館，和所內研究人員甚至學界建立更多連結。」
林玲君女士在到職半年後，即獲得代理館主任余敏玲女士肯定，自2012年起正式接掌館主任。最初，她並未調整既有運作模式，而是在前任專業圖資行政人員林義娥主任建立的完善基礎上，讓館務在原有節奏中穩定推進，自己則在實際行政工作過程中，逐步觀察與檢視哪些環節能夠調整與補強，為圖書館找到可以繼續邁進的著力點。
（一）學術資料庫採購管理制度化與使用觀念的建立
她最早著手調整的，是電子資料庫商業採購與管理機制。相較於傳統圖書，電子資料庫價格高昂，收錄資料量龐大，且隨著研究方法與史料型態的轉變，資料庫重要性日益提升，也勢必成為未來館藏的重要組成。過去本所對這類資源的採購經驗不多，最早引進的「《申報》資料庫」，即是採用購買高額圖書的方式提案，由圖委會審查通過後即行採購。
林女士指出， 「這類資源一旦在館藏質量上開始大幅提升，就必須要建立制度化的採購流程與管理機制。」 於是她開始逐步規畫試用、設計標準化的資料庫提案評估審查表，讓研究人員得以提供薦購緣由，說明資料庫與本所研究課題的關聯性。此外，由於近代史領域資料庫主題性質相近，圖書館也會將雷同的資料庫進行比較分析，作為圖委會審查評估時的重要參考依據，使經費效益得以最大化，由此逐步形成一套制度化的資料庫採購流程。
商業型資料庫引進後所牽動的，除了制度層面外，亦包括使用觀念的建立。早期院內研究人員對資料庫的應用範疇與版權概念尚不清楚，普遍認為資料庫內收錄之1949年以前出版史料，早已屬於公領域資源，不涉版權限制，一經購買即可供院內使用者自由下載。 林女士提醒， 「大部分使用者可能不知道，即使資料庫收錄內容為1949年前史料，資料庫平台的建置、功能設計與全文轉換，仍屬於廠商的智慧財產，買斷並不等於可以任意無限制下載使用。」
過去本所採購之「《申報》資料庫」，即曾發生利用程式大量下載資料的情形，導致出版原廠對本院使用目的產生疑慮，並一度暫停使用權限，甚至揚言採取法律行動。該事件經雙方充分溝通後，最終和平落幕，卻也讓她深刻意識到，圖書館不能僅止於引進新資源，更必須主動說明使用界線。自此之後，在試用與新增資料庫的說明文件中，圖書館皆會附註清楚的版權聲明與使用原則，反覆提醒院內使用者，並協助研究人員建立對商購資料庫的正確認知，使資料庫能在「合理使用」的前提下，成為可長久穩定利用的研究資源。
（二）導入 RFID 智慧圖書管理機制：填補長期存在的流通管理缺口 [2]
另一個長期存在、卻始終未能處理的圖書館漏洞，是「館藏流通管理」。過去郭廷以圖書館並未如院內其他圖書館一般，全面導入防盜與門禁感應機制。這在圖資管理上可說是最基本的作法，卻遲遲未能落實。原因無他，只因本館長期採行閉架式管理，所有書籍皆由館員調閱、上下架，外人不得進出書庫，且館藏量不多，得以在人工管理條件下，維持相對較低的遺失率。
然而，隨著圖書館管理型態的轉變，書庫全面對院內外讀者開放，館藏是否誤置、是否遺失，已難以再仰賴單純的人工控管。再加上館藏數量今非昔比，且仍將持續成長，若要長久維持管理品質，勢必得引入智慧化管理系統。
對她而言，推動導入當時最新的 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智慧化管理，最困難之處，在於將數十萬冊館藏全面貼附感應晶片，這是一項極為浩大的工程，不僅耗費大量人力，也需要相當可觀的經費。她坦言， 「將數十萬冊館藏貼入感應晶片，是個浩大的工程，不僅費人力，也需要非常大筆經費，所內老師們當然需要衡量此事的必要性。我相信義娥一定也爭取過，但要讓研究人員了解這件事的重要性，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般未具圖資背景的使用者，往往只在意能否順利入館、找到書、借到書， 「不會也不需要去想到後面管理的事情。」
這項多年來始終未能啟動的工程，最終得以落實，關鍵在於主管階層的理解與支持。林女士特別提到， 「這件事我很感謝當時的副所長李達嘉老師，他是個很願意接受新事物的人，幫我向呂妙芬所長說明，為什麼圖書館需要導入 RFID 管理，而且還要一筆相當大的經費。也感謝呂所長無條件信任並給予經費支持，我們才能真正去做！」
2019 年，RFID 系統建置完成並正式啟用，不僅填補了多年來流通管理上的缺口，也為館務發展立下一個重要里程碑，使郭廷以圖書館成為全院第一、也是目前唯一導入 RFID 智慧化管理機制的圖書館。透過 RFID 與門禁系統的整合，不僅提升館藏安全控管效能，借還書作業亦可同時感應多本書籍，無須逐冊刷讀條碼；館內同步引進自助借書機，進一步簡化館員與讀者的操作流程。對管理端而言，RFID 亦大幅提升館藏盤點與遺失書查找的效率，為未來推進更高層次的智慧化書庫管理，預留了持續整合與發展的空間。在全面對外開放、館藏數量持續成長的情況下，這套系統的導入，使本館仍能穩定維持良好的管理品質。
2019年導入RFID智慧圖書管理機制
（三）拉近與研究人員的距離：所務會議上的「工商服務」
除了圖書館內部的制度調整與管理建設，林玲君女士也同步思考，圖書館如何能更主動地與研究人員建立連結，而不僅止於借還書或圖書薦購等既有互動形式。她首先選擇的切入點，是所內定期舉行的「所務會議」。以往所務會議是專屬研究人員報告與討論所內要務的場合，行政人員鮮少在會議上發表意見；林女士則打破這項不成文慣例，主動積極在會議中報告，並俏皮地取名「
工商服務
」時間，只要圖書館有重要事項需要讓研究人員知悉，便以兩、三分鐘簡要說明。這樣的嘗試，很快獲得許多正面回饋。她回憶道，
「第一個給我正面回饋的是游鑑明老師，她說短短幾分鐘，就能掌握圖書館的最新動態，這樣很好！這也讓我信心大增！」
「
工商服務
」的內容，並不限於館務公告，也包含圖書館因應研究需求所推出的新活動。林女士早在 2014 年即邀請 Brill 英文出版社來所舉辦工作坊，回應院方與所方對提升英文著作出版能量的期待。她指出，
「當時我們吸引了不少研究人員到場參加，像是林滿紅老師、巫仁恕老師和朱浤源老師都有來，可以看出研究人員確實有需求，也希望知道國外出版社的狀況。」
這次經驗，也讓她更加確信，圖書館不僅能在既有研究支援之外，持續深化服務內容，更可以嘗試成為連結研究工作與外部學術資源之間的重要節點。
2014年圖書館邀請Brill出版社來所舉辦英文著作出版工作坊
由巫仁恕副所長擔任主持人
這些新的嘗試得以順利推行，與近史所研究人員的包容性與開放態度不無關係。林女士笑言， 「像王爺（近史所研究人員康豹，江湖人稱王爺）後來在所務會議上看到我，還會期待地問：『圖書館今天有沒有工商服務？』」 ；現任副所長巫仁恕先生同樣支持這樣的作法，甚至在圖委會討論時，若認為某些事項有需讓更多研究人員了解，也會主動提議圖書館在所務會議安排「工商服務」。這顯示圖書館的努力已逐漸被看見，也形成了正向的互動循環。
隨著時間推移， 「工商服務」 不僅拉近了圖書館與研究人員之間的距離，也悄然改變了所務會議的互動氛圍。行政單位開始更頻繁地在會議中發聲，所長亦鼓勵各行政部門主管分享近況。這無疑是郭廷以圖書館「走出去」的重要一步。林女士自北藝大時期累積的活力與宣傳經驗，最終在近史所落地生根，也成為郭廷以圖書館逐步拓展服務幅員的重要基石。
（四）專業學科服務的開展
在所務會議上成功以「工商服務」與研究人員建立起更直接的連結後，林玲君女士進一步思考，如何將這樣的互動拓展為更廣泛且具深度的服務形式。
林女士自 2012 年起即開設郭廷以圖書館的 Facebook 專頁，並親自擔任「老編」，主動發布館務動態與資源訊息，嘗試將館內長期累積的研究資源推向更廣泛的學術社群。其後，圖書館亦逐步建置參考資源部落格，系統性整理新進資料庫、常見問題與使用指引，並搭配資料庫教育訓練，協助研究者更有效掌握可用資源。
然而，在這個過程中，她也逐漸意識到其中的瓶頸。具圖資專業背景的同仁雖擅長資料整理與資源介紹，但在歷史研究的學術脈絡上，仍存在難以跨越的限制。她坦言， 「我發現彥如（時任參考諮詢與推廣業務館員）雖然已經非常努力了，但在歷史學科的領域上還是有一道很難突破的天花板。」 無論是文章深度、導覽設計或教育訓練內容，仍偏向傳統圖資服務模式，難以真正回應專業歷史學者的研究深度與需求。
這樣的反思，在 2021 年迎來新的契機。當近史所由雷祥麟先生接任所長時，在一次交流中，他向林女士分享自己赴哈佛燕京學社訪問研究的經驗， 「哈燕的專業館員會主動依據來訪學者的研究主題推薦資源、引介最新館藏，並與往來學者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 這番分享，重新啟發林女士對學科服務在研究型圖書館中落實的可能性。她表示， 「我當時便大膽開口借員額，希望引入具歷史學背景的人才，擔任本館的學科館員，作為學科服務的核心角色，也成為圖書館與專業研究對話的進階窗口，打造研究型專門圖書館的服務。」
相較於一般大學圖書館行之有年的學科服務模式，在中研院圖書館體系中，郭廷以圖書館是第一、也是目前唯一設置學科館員的單位；而在國內圖書館界，由非圖資本科背景人員擔任學科館員，更屬罕見。也正因具備歷史研究訓練，方能更貼近不同階段歷史學研究者的實際需求，進一步深化學科服務的內涵。她亦強調， 「我們並不是一開始就有清楚的方向，而是在參考國內外經驗，並與瑜庭（現任學科館員）反覆討論、邊走邊調整的過程中逐步成形的。」
隨著方向逐漸明確，圖書館亦同步調整既有推廣形式，將原本以操作指引為主的「參考資源部落格」，轉型為「學科資源部落格」，並定期發行「學科資源報」，從歷史研究的視角出發，進行資源引介與研究動態整理。相關內容逐步累積穩定讀者群，閱覽量亦較早期顯著成長，開始吸引海內外研究者關注，成為連結館藏資源、專業服務與學界的重要平台。
現階段，學科館員的工作已涵蓋專業資源徵集與指引、研究與教學支援、新進人員及訪問學者的主題式諮詢服務，並進一步走出院外，至各大學推廣近代史研究資源與 AI 應用研究方法。今年亦結合七十週年所慶，策畫「回首來時路：郭廷以圖書館口述史專欄」，系統性呈現本館制度演變、館藏拓展與管理專業化的歷程。透過這些持續累積的實作與成果，學科服務已由階段性的嘗試與構想，逐步轉化為圖書館的核心業務之一，實質提升本館回應學術研究需求的深度與能量。
近年學科服務推廣成果[3]
（五）以溝通為本：圖書館團隊經營方針
談及以上種種館務的開拓與嘗試，林玲君女士始終認為，能否推動落實，關鍵不在於個人，而在於整個圖書館團隊是否理解館務發展方向，並願意相互支持。她對自身角色的定位十分明確， 「我不是來當官的，是來打造近史所研究支援的最佳服務團隊！」 這樣的想法，也確實反映在她的領導風格上。
重視團隊溝通與協調，是林女士經營團隊的核心方針。在日常館務運作中，無論是突發狀況的因應，或例行業務的規劃調整，她都傾向先與館員共同討論，而非「自己一人說了算」。她希望透過意見交流與溝通，讓館內同仁的圖資專業背景，能在討論過程中充分發揮價值。再加上館內多為在所服務多年的資深人員，因此她也格外重視他們長期累積的實務經驗與判斷能力； 「同仁的提醒往往能幫助我把握業務推動的節奏與潛在風險，我認為這正是資深同仁可貴之處！」
在各項事務的決策過程中，林女士也會主動向館員說明所務動態，以及自己對館務發展的整體考量，保持資訊的充分通達。她指出， 「只要在權責範圍內，我都會盡力讓同仁知道，為什麼我們必須要這麼做。」 她相信，清楚說明背景與緣由，才能讓同仁的業務執行建立在理解之上，而非僅止於單向配合，這正是凝聚團隊向心力的重要前提。
當同仁在業務推動上遭遇困難時，她亦會在第一時間了解狀況，視情況接手處理或提供後援；如遇地震、暴雨導致館舍漏水等突發情形，她也會與館員一同投入拾書與歸架整理。她強調， 「所有業務的推行，絕對無法依賴單一個人，一定需要團隊的支持與合作，才能順利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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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源緊縮：人力、經費與空間的現實考驗
「我們的人力不足，經費也逐年縮減，業務卻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我只能根據輕重緩急調整配置，在人員職務上不斷進行排列組合。」
回顧近年館務管理面對的挑戰，林玲君女士坦言，人力與經費的緊縮是始終繞不開的難題。她提到，自己接手館務時，無論在人力配置或經費條件上，都已不如前任館主任時期寬裕。 「我最早來的時候，還有四位工讀生、兩位勞務人員，當時也還能聘僱自然人；現在只剩下一位工讀生，加上兩位勞務承攬人員，經費也沒有早年那麼充裕了。」
正式編制員額難以增加，經費與助手員額又逐漸縮減，讓現有人力的業務負擔日益加重。林女士感嘆， 「這不是單一單位的問題，而是整體環境使然。政策的調整，加上現在找人真的很難，也不是只有我們，各行各業都在缺工。」
在資源萎縮的同時，圖書館的業務範圍卻持續擴大。圖書館的日常業務，也早已從傳統的館藏採編與流通管理，延伸至數位資源整合、研究支援、學科服務與對外推廣等多重面向。同時，館舍空間也長期處於飽和狀態，館藏仍不斷成長，卻缺乏相應的擴充條件；加上研究人員的研究主題愈趨多元且分散，使資源配置變得更為複雜。在這樣的條件下，如何在有限人力中分配不同業務項目，如何在採購經費上兼顧各研究領域的需求，都成為她必須反覆權衡的課題。
然而，林女士也深知，僅靠既有人力撐持並非長久之計。談及下一階段的規畫，她期望能補足數位資訊方面的人才，同時導入 AI 應用，協助簡化與整合既有業務流程。在她的構想中，透過系統整合與流程自動化，讓例行性工作藉由 AI 技術分擔，得以消化日趨增長的業務量，並保留投入專業服務與研究支援的空間。
不僅是內部管理壓力，未來圖書館所面臨的外在環境，也將比過去更加複雜。近年地緣政治情勢的變化，已深刻影響部分學術資源的取得與流通，如 CNKI 斷線、內容異動與檢索限制，香港部分學術與公共圖書館圖書下架，以及美國東亞圖書館取得中國文獻的困難等情形，都顯示學術資源不再是理所當然的存在，而需要更有意識地經營、保存與分散風險。
回顧這些年所面臨的各項挑戰，林玲君女士仍力求維持圖書館運作與服務品質，並為未來保留持續推進的可能性。透過團隊同仁與研究體系的支持與投入，郭廷以圖書館得以在變動的學術環境中，持續扮演研究支援核心的角色，並為下一階段的發展，留下得以繼續展開的空間。
五、下一哩路：打造近代史學界的研究資源平台
「我希望能以館藏為基礎，彙整成一個資源平台，讓需要的人看得到、找得到，也真正用得到，將郭廷以圖書館打造成整個近代史學界的重要角色和品牌。」
在林女士的構想中，「資源平台」是一個能夠串連各種研究資源、服務與研究需求的樞紐。她表示，郭廷以圖書館首先應是一個「基地」：以近代史相關館藏為核心，向外延伸各種可能的應用與連結，從現有的研究支援、學科服務，到未來的出版與資料探勘（data mining）。這個平台將整合紙本書籍、電子資源、資料庫及數位典藏，並融入館員長年累積的專業服務成果，轉化為具備高度附加價值的知識庫。
以館藏為起點，下一步便是跨越館際間的邊界，擴大資源的連結與共享。林女士不諱言， 「單一圖書館的館藏終究有限，自己的館藏不夠，就要考慮如何對外做策略聯盟。」 透過跨館合作與資源整合，圖書館得以回應研究主題日益多元、跨域的趨勢，使資源平台不只是單點支援，而能逐步形成彼此串聯的研究網絡。
除了橫向連結，圖書館亦需持續深化專業學科服務。資源平台的核心雖在館藏，但唯有經過梳理與指引，才能真正便於使用者查用。透過學科館員的持續投入，將分散於不同系統與主題中的關鍵資源逐一挖掘出來，並從研究脈絡出發進行系統化彙整，逐步建構近代史研究的學科指南與主題知識庫，使研究者得以「一站式」精準掌握相關議題的關鍵資源。
此外，林女士也觀察到研究需求的變化。隨著近代史研究關注逐步延伸至戰後時期，特別是1950至1980年代，電子資源相對稀少，實體文獻又面臨紙質脆弱與空間限制，使該時期文獻的數位化，成為未來資源平台建置中不可或缺的長期工程。近期圖委會中，巫副所長亦鼓勵投入冷戰史或其他新興議題的研究人員，在申請國科會計畫時，將圖書館數位化工作一併納入考量，促成研究人員與圖書館之間更緊密的合作關係。未來，圖書館也將持續配合近史所的整體發展願景，穩健推進數位典藏與保存工作，為東亞近代史研究累積長久的基礎資源。
對林玲君女士而言，資源平台的價值，在於 「讓各種資源能被找到、被看見，並真正發揮作用」 ，而非被動等待研究者自行探索。她始終相信，平台的建置不必等萬事俱備，而是 「有什麼，就先做什麼」 ，平台的樣貌，便能隨著一步步行動逐漸清晰。
在她心中，這座資源平台是一幅正緩緩鋪展開來的藍圖。館藏與專業服務是豐饒的沃土，每一個新構想都是播下的種子；在同仁們齊心灌溉與耕耘下，郭廷以圖書館終將孕育出一座繁花盛開的園地。這片園地不僅能支援近史所的研究進程，也將秉持資源共享的理念，主動向廣闊的歷史學界伸展枝枒，成為彼此連結、相互滋養、共同茁壯的場域。
[1] 有關余敏玲女士代理期間的貢獻，請參見〈回首來時路： 穩健過渡──余敏玲女士館務代理紀實〉，郭廷以圖書館學科資源部落格，
2025/11/28。
[2] 圖書館應用 RFID 技術主要用於流通服務、館藏盤點與安全管理。它能實現快速自助借還、自動化盤點定位與防竊偵測。此外，還能統計館藏利用率或連結自動化書庫管理等加值服務，全面提升管理效率與服務品質。相關研究可參考高鵬、杜宜凌、鄧鈺璇，〈圖書館應用 RFID 技術之研究：以臺大醫學院圖書分館為例〉，《大學圖書館》12，第 2 期（2008 年 9 月）：130-152。
[3] 圖像由Gemini生成，說明文字由作者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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