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即戰爭？──《上海泰晤士報》（The Shanghai Times）的幕後經營與政治角力
晚清以來，外人在華辦報活動日興。上海因對外開放與租界的設立，時為外人僑居、活動、外商雲集之地，外人辦報亦盛極一時。本文介紹本館新訂之《上海泰晤士報》（The Shanghai Times），曾是在滬銷量第二大的重要外文日報。過往研究多關注其親日性質，然其自辦報之初起，實經多次易主，報社資金及人際往來複雜，寫作立場亦經多次變換，以下淺析之。
《上海泰晤士報》1937年8月13日第一版－刊登淞滬會戰相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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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泰晤士報The Shanghai Tim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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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時間 |
1901-19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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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資料庫 |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Chinese Newspapers Collection (1832-1953) The Shanghai Times (1914-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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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報刊索引－中國近代英文報紙全文數據庫 上海泰晤士報(1925-1943) （2023新訂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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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時段 |
1914.02.11 ~
1921.03.31 |
1925.01.03 ~
1943.1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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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 |
https://www.cnbksy.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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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作者、全文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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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主題 |
一次世界大戰、五四運動 |
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 |
一般認為，上海泰晤士報（The Shanghai Times）最早由美僑在1901年於上海所創。[1]筆者考察上海開埠後，字林洋行發行的《行名錄》，至遲從1903年起已可見《上海泰晤士報》的登記紀錄。從記錄中可知，該報發行初期，多次易主（1903-1908至少更換五任經營者及主編），可見當時報社營運尚未穩定。[2]日俄戰爭期間（1904-1905），報社傳出經營不善的消息，日俄兩國聞之皆有意出資援助，欲意其為本國宣傳有利輿論，最終該報在1905年8月接受俄方津貼，故多有揚俄貶日的言論。不過到了1906年，情勢即轉，由於社內人事糾紛，報社與俄利益勾結一事隨之曝光，不得不切斷俄方金源。報刊主筆也在同年6月改由親日的John O’Shea擔當，並與時任日本外務省上海總領事的永瀧久吉（1867-1942）保持聯繫，執筆文章亦有同情日本傾向。
1908年，《上海泰晤士報》再度迎來新的經營者，即在華深耕十多年的美籍傳教士福開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福開森在中國江蘇一帶辦校興學，與當地官員、士紳往來密切，頗受清廷政要禮遇，後亦擔任洋務運動的核心人物──盛宣懷（1844-1916）的諮詢顧問，在文化界和政界都佔有一席之地。[4]在辦報方面，福氏也有相當經驗，曾於1899年接手經營《新聞報》，使該報逐漸發展為中國最重要的中文大報之一。[5]聽聞《上海泰晤士報》傳出經營困難消息的福開森，隨即拍電報聯繫時任兩江總督的端方（1861-1911）出資，端方亦認為可藉此暗中將《上海泰晤士報》納入兩江政府麾下，成為清廷在滬的外文機關報。從現存的《端方檔案》可知，當時在有關兩江事務的新聞上，端方皆積極介入，甚至自行或請專人擬文交由報社刊行，凡不利江府的消息即要求撤換，引導該報輿情與銷路。[6]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立場親日的John O’Shea仍於《上海泰晤士報》社內擔當主編，故每當報刊有不利日方的新聞，永瀧總領事仍然會私下提醒主編下筆緩頰。[7]由此亦可看出，當時報刊運作背後的複雜性。
在資深報人福開森與地方政府的合作經營下，《上海泰晤士報》銷量大幅成長。[8] 但到了1911年，盛宣懷赴京任郵傳大臣，作為顧問的福氏亦隨之北上，同時欲將《上海泰晤士報》經營事業轉讓。最後由主編O’Shea接手，其幕後資金則多由日方籌措，為的是讓《上海泰晤士報》成為維護日方立場的外文機關報，控制對上海外僑的輿論。[9]然而，O’Shea接手後，報社的營運情況卻不如預期。加上原本與O’Shea競爭《上海泰晤士報》經營權的美國記者Thomas F. Millard（1868-1942），另與伍廷芳（1842-1922）等人籌辦了《大陸報》（China Press），新穎的美式報紙風格廣受外僑青睞，發行量一度在1912年達3000份，一躍成為上海租界區的外文大報。[10]相形之下，《上海泰晤士報》的表現失色，其受眾與影響力衰退許多。逐漸失去日方賴以為用的價值，對O’Shea的金援亦隨之銳減，甚至開始對其催討債款。1912-1913年，失了日本領事館的補助，O’Shea的經營更為艱難，對日相關報導也逐漸犀利了起來，不再為日方喉舌。
1913年下半，《上海泰晤士報》的經營隨著O’Shea病逝，顯得更為風雨飄搖，龐大的債款讓代理社務的英人Edwin Arthur Nottingham傷透腦筋。讓報社經營出現轉機的是1914年爆發的一次世界大戰。同年，日本以與英同盟為由，向德宣戰，出兵德軍佔領的青島。為了應對德方在報刊媒體上發動的輿情攻勢，以及中國的排日情緒，日方急需一份能為之宣傳的外媒報紙。1915年，日本外務省與日本企業共同籌措資金，買下《上海泰晤士報》的債權，持有60%社產，並與Nottingham協議，表面讓Nottingham掛著經營者的頭銜主持報務（讓其持有40%資產份額），但財務營運須由日資正金銀行監管，報導內容也須遵從日方指導，秘密地為日服務。[12]
至此，《上海泰晤士報》迎來了新局，除了報刊立場開始由日方主導之外，經營也步入正軌，發行量日漸回升。此外，Nottingham對報社與日方的金援和往來關係諱莫如深，因此即便自1919年五四運動發酵以來，排日情緒高漲的情況下，仍未見有質疑該報背後金援或立場不公的抨擊聲浪，或有明顯遭受抵制之勢。到1921年更增發周日刊──Shanghai Sunday Times，銷量大升，到了1930年代更是能與《大陸報》並駕齊驅，甚至超越後者，躍升成上海第二大外文報，僅次於老牌的《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13]《上海泰晤士報》在滬報界的重要性與影響力已不容忽視。
鑑於《上海泰晤士報》的受眾及影響力日增，日本外務省在1935年收購了由Nottingham所持有的40%社產，連同日方本來擁有的60%份額，完全佔有了《上海泰晤士報》的經營權。報紙的所有權雖歸日本外務省，不過表面上仍由Nottingham掛名為報社社長（《行名錄》上也依然登記Nottingham為業主）。在雙方簽訂的收購契約中，Nottingham不但不需承擔營業上的損失，還享有優厚的待遇，但在報刊編輯政策上必須一切聽從日方指示，儼然成了日方旗下的傀儡報人。[14]至此《上海泰晤士報》便真正成為日本在華向外僑宣傳、披著英人辦報的外衣，實則為日辯護的機關報。即便英美與日本在二戰中是互為敵對關係，《上海泰晤士報》對於日本在大東亞與英美發生的軍事衝突，以及其對盟軍軍民設立的戰俘營、拘留營等設施，未予以批判，反多有正面描述。直到抗戰勝利後，該報才作為日軍遺留的敵產，由國民政府接收經營。
綜而觀之，《上海泰晤士報》的發展及其報導立場，實與報社幕後的資金流動、經營者或主編的個人意識及政治傾向，乃至於他們的人際交往密切相關。尤其是幕後金援，確實地影響了報社的存亡。這些隱藏在報紙之下的暗潮，成了左右報刊內容的力量，甚至進一步主導報社主編或記者們的筆峰劍指所向。如未釐清報刊背後各方勢力的角逐，也就難以察覺瀰漫於報導文字間無形的硝煙。
不過我們也必須注意到，雖然報刊政治版或社論多受資方控制，為金主喉舌，但並不意味報紙完全失去其客觀性。在無關乎國際政治局勢的新聞上，它依然擔任傳遞新知、即時消息的角色。《上海泰晤士報》對於滬上發生的社會新聞、國際經貿資訊、歐美流行的服飾風尚、影劇評論、體育賽事報導等，[16]皆有所觸及。這些與在華僑民經濟活動、生活娛樂相關的報導，同樣是吸引外僑買報、讀報的重要資訊，更是研究租界僑民視角的一扇窗口，歡迎各界學人到館參用！
（延伸閱讀：〈融歐美摩登、匯海派風情的《上海泰晤士報》〉，全國報刊索引微博專欄：報紙拂塵－中國近代報紙數字文獻資源全庫〉
[1]現有研究一說創報人是Frank B. Boll，另有一說為Halton J. Bush。認為是Frank
B. Boll創設上海泰晤士報者，如《上海新聞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新聞志》（上海：上海科學院，2000），頁140。許金生，《近代日本對華宣傳戰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頁229-231。馬任光則認為應由Halton
J. Bush所創，並於1904年改由John O’Shea接手經營，見馬光仁，《上海新聞史（1850-1949）（修訂版）》（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頁351。
[2]
1903年《行名錄》紀錄The
Shanghai Times登記的業主為F. W. Eddy；1904-1905年登記業主改為Halton
J. Bush.；1906年未登記業主名，只記有主編A. W. Marnham；1907年同樣未登記業主名，主編改為John
O’Shea；1908年業主為A. Robert，主編仍是John
O’Shea。詳見字林洋行發行，《行名錄》（The
North China Desk Hong List），收入「全國報刊索引」，https://www.cnbksy.com/，最後瀏覽日期：2023/11/20。
[3]
許金生，〈《上海泰晤士報》與近代日本官方關係考〉，《新聞大學》2016第五期（上海，2016），頁35。
[4]
凌鴻勛，〈福開森事略〉，《傳記文學》30卷第3期（臺北，1968），頁19-22。
[5]
上海市檔案館，〈《新聞報》創辦經過及其概況〉，《檔案與史學》2002年第5期（上海，2002），頁3-8。
[6]
張建斌利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端方檔案」，探討端方對上海各報的資助和輿論操作，以及其與報人的互動關係，其中即包含《上海泰晤士報》。文章詳見氏著，〈端方與上海報界研究〉，《學術月刊》55:3（上海，2023），頁197-209。
[7]
許金生考察日本外務省檔案，挖掘當時外務省駐上海領事官員與各報業者的往來紀錄。檔案包含了日本當局對中國報刊輿論控制的看法與實際操作手段。如永瀧久吉與John
O’Shea 等報刊主筆、記者的互動，即見於[日]在上海總領事永瀧久吉，“當地新聞操縱ニ関スル件”，1908年3月31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戦前期外務省記録-1門政治-3類宣伝-2項諸外国-日俄戰爭後日本外國報紙編輯控制案/清朝部第1卷。JACAR：B03040813400。收入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aj/meta/listPhoto?LANG=default&BID=F2006092114074485365&ID=M2006092114074485375&REFCODE=B03040813400。
文章詳見許金生，〈《上海泰晤士報》與近代日本官方關係考〉，頁34-41。
[8]
根據許金生的統計，1908年福氏接手時，《上海泰晤士報》的發行量僅500份，至1911年已達1500份，增長了三倍之多，詳見許金生编．《近代日本在華報刊通信社調查史料集成(1909—1941)》（北京：線裝書局，2014），第一冊，頁174．
[9]
[日]外務省情報部，“関係新聞調査年”，1929年7月。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調書-情報局-関係新聞調査。JACAR：B10070264800。收入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aj/meta/listPhoto?LANG=default&BID=F2010073015355768431&ID=M2010073015355768432&REFCODE=B10070264800。
[10]
沈薈，〈歷史記錄中的想象與真實——第一份駐華美式報紙《大陸報》緣起探究〉，《新聞與傳播研究》2014年2期（北京，2014），頁112-125。
[11]
許金生，〈《上海泰晤士報》與近代日本官方關係考〉，頁37。
[12] [日]在上海總領事有吉明，“上海「タイムス」社ニ関スル件”，1917年4月5日。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茗荷谷研修所旧蔵記録-Ａ門-新聞雑誌操縦関係雑件／上海「タイムス」。JACAR：B05014010800。收入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aj/meta/listPhoto?LANG=default&BID=F2006090417245486687&ID=M2006090417245486692&REFCODE=B05014010800。
[13]
許金生编．《近代日本在華報刊通信社調查史料集成(1909—1941)》，第七冊，頁86、87；第八冊，頁229、230、371、372；第九冊，頁91、92、269、270；第十冊，頁112-114。
[14] [日]新敵產管理委員長左近允尚正，“上海タイムス敵性解除ニ関スル件”，1945年4月28日。戦前期外務省記録-外務省茗荷谷研修所旧蔵記録-Ａ門-新聞雑誌操縦関係雑件／上海「タイムス」。JACAR：B05014010800。收入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aj/meta/listPhoto?LANG=default&BID=F2006090417245486687&ID=M2006090417245486692&REFCODE=B05014010800 。
[15]
董顯光述，劉垕筆記，〈在中國辦的英文報紙〉，《報學》2卷6期（臺北，1960），頁64。
[16]
1903年起，《上海泰晤士報》合併中國最早創辦的英文體育報刊Sport
and Gossip（中譯名為《賽勝獵豹》，又稱《體育與清談報》），本館新訂資料庫中亦包含該報。詳見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https://www.cnbks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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