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書香：近史所博士後研究張哲維先生訪談錄
 | 本文邀請本所博士後研究人員──張哲維博士，分享其關注的研究課題、德中外交史研究資源，以及在近史所擔任博後兩年間，利用圖書館服務的心得與在所內學習和交流之心路歷程。茲轉錄訪談精華，以饗讀者。 參考領域：德國外交史、德中關係史、德國近代史、中國近代史 |
訪談時間／地點：2023年6月7日近史所郭廷以圖書館三樓方志室
採訪／編撰：近史所郭廷以圖書館館員張瑜庭
一、從德國外交檔案展開的德中外交關係史研究
承續博士論文關懷的課題，張哲維博士的研究主要聚焦在1930年代的德中外交關係，其中包含德國駐華的軍事顧問團、對滿洲國的承認和德中之間的軍火貿易網絡等。其研究主要運用的材料是以德文檔案為主，中文檔案為輔，近期也開始接觸日文史料，因為日本在近代東亞的崛起及其對中國的侵略是德國駐華時期重點關注的問題之一。他指出，以往對近代德中日三國關係的討論，多從意識形態出發，然而，只要根據過去較少被利用的檔案史料，即可發現當時德國對華或對日之間的合作關係，大多是以現實的經濟、政治乃至軍事利益為首要考量，絕非出於單純的意識形態。
1930年代，中國不但是德國最主要的軍火外銷地、同時也是德國所需之武器原料──「鎢礦」的重要產地，為此德國在華進行了大量的投資，而這些資源也支持著國民政府在黃金十年（1927-1937）期間的軍備發展，因此雙方在軍備方面的合作，實際上是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之上。藉由檔案的閱讀，回到當下，我們才得以建構更接近事實的歷史論述。
（延伸閱讀：張哲維，〈在德國檔案館中追尋「奧斯卡．陶德曼」的歷史足跡〉，「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查檔經驗談」專欄）
二、上窮碧落下黃泉：德中外交關係研究資源
二戰期間，許多德國外交檔案都因戰火而焚毀，尤其是德國對英、美的機密檔案。幸運的是，德國對華的檔案幸免於難，基本上完整地保存至今，但真正使用它的人卻不多。這當然是有其歷史背景的，由於過去這些檔案中有很大一部分存放在東德，並未公諸於世，研究者未必知道有這些材料可以參考。
相對於德中方面的研究，日德關係檔案就得到較多關注和利用。日本學者很早就開始赴德查找檔案，也因此他們對德國外交史發展脈絡掌握更好。反觀近代德中關係的研究，至今為止大多還是採用已經編輯出版的資料，或查找中國留下的材料，卻忽略最重要的原始德文檔案。
目前德國對華外交檔案主要典藏在以下二個機構：德國外交部檔案館（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s）和聯邦檔案館（Bundesarchiv），[1]後者的編制規模較大，其下主要有三個分館：聯邦檔案館科布倫茲本部（Bundesarchiv Hauptdienststelle Koblenz）、弗萊堡軍事檔案館（Bundesarchiv Militärarchiv Freiburg）、和柏林里希特菲爾德分館（Berlin-Lichterfelde）。
如欲查用上述各檔案館典藏的資料，首先須得到所屬檔案館網站申請會員，接著以會員身分登入館藏目錄，便能在線上查看許多已經數位化的檔案資料。[2]如果是需現場調閱的檔案，也必須具備會員身分，並事先將館藏目錄中的檔案資訊記錄下來，方可向館方提出調閱申請。[3]倘若不方便飛一趟德國，亦可聯繫館方，申請付費掃描服務。這種根據檔案編號批次掃描的方式，雖然便利又省時，但其缺點在於無法確切掌握掃描內容是否全部符合使用者的需要。
三、郭廷以圖書館：學術資源及學科諮詢的強力後盾
由於長年在外求學，從德國回到臺灣學界，張哲維博士認為自己對中文史料的掌握度尚不及其他博後；他並不確定哪裡可以找到民國時期的中文檔案或相關研究資料。對此，郭廷以圖書館資源給予他的研究很大的支持。首先，館藏質量充實，在有限的空間裡，典藏了大量重要的近代史研究材料，對近代史研究的學者而言，無疑是得天獨厚的研究寶庫。
另一項重要的研究支援是「館際合作服務」。在臺灣，目前從事德中外交史、德國近代史研究的學者較少，因此在各學術典藏機構中，德中關係相關的研究資源，乃至德文圖書、期刊論文相對也較稀缺。在這樣的情況下，館際合作服務就成了張博士倚賴的研究支援。令人驚喜的是，除了近20、30年的前人研究幾乎都能找到之外，就連20世紀前的舊書、論文，乃至於19世紀出版品──例如德國著名史家Friedrich von Raumer於1869年出版的著作Litterarischer Nachlass，[4]館員也順利尋得，讓他十分佩服。此外，有些民國時期出版的中文圖書，館員甚至無需利用館際合作，即會提供可查用、下載文本的電子資料庫。[5]這反映了館員對近代史資源已有相當程度的掌握。多虧了專業館員的協助，讓他在臺灣也能蒐集非常多與前述課題相關的資料，為未來預計的研究工作累積深厚的基礎。
過去張博士曾在大學圖書館工讀，也幫忙處理過館際合作事務，大致瞭解館際合作運作的方式。他認為一般大學裡的館合比較制式化，圖書館通常會要求讀者填完整的館際合作申請單，才會受理申請。但在郭廷以圖書館，研究人員只要提供基本的書目資訊，專業的館員便能在短時間查找並取得書目或論文。除了高效率之外，還能進一步提供「學科諮詢服務」，給予更多延伸的、相關的參考資源，這是和一般大學圖書館最大的不同之處。他認為除了豐沛的圖書典藏，郭廷以圖書館還能為研究人員竭力開拓並獲取罕見資源的管道，擴充館藏的幅員；而「學科諮詢服務」，則對一些初來乍到或不熟悉從何查找材料的學者而言，助益甚深。
（延伸閱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國內館際合作」、「國外館際合作」申請規定及說明）
四、摸索、交流與成長：在近史所擔任博後的收穫
除了豐富的圖書館館藏及研究支援外，張博士提到自己在近史所擔任博後期間最大的收穫，莫過於和所內各研究領域的同事及師長進行交流。本所康豹老師曾言：「很多時候，研究是聊天聊出來的！」，張博士對此十分認同。在近史所從事研究的學者，雖有各自專精的領域，閱讀的材料性質也不盡相同，但透過偶爾談話交流，反而能意外挖掘自己不曾讀過的史料，甚或激發出前所未有的思考。每個研究者在寫作上偶有撞牆期，有時自己苦思琢磨半天寫不出來，但通過一場場講論會、研討會、工作坊、午餐會，乃至於和其他博後或師長們談一談近來的研究發現或問題，或許就能突破自己鑽不出去的牛角尖，「新的想法就這樣蹦出來了！」
張博士言及自己剛從德國回臺時，其實並不清楚臺灣學界要的是什麼，因此在訂定未來的研究方向時一度游移不定。他一開始考慮是否要聚焦在德國史領域，將德國外交部的歷史理個清楚，畢竟近代德國外交史在德國乃至於全世界的師資都很缺乏，毋庸說臺灣。他認為也許朝這個方向發展對個人求職規劃是較為有利的。不過這個想法隨著他來到近史所擔任博後之後，便開始起了變化。透過一次次與所內同僚、師長的談話，他才逐漸了解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趨勢及方向，也才知道自己的研究該如何與臺灣學界嫁接與對話。當然，每一位老師側重的角度、提供的研究方法都有些許差異，但從談話的過程中，他還是能夠得知大家是如何逐步凝聚自己的問題意識和研究取向。回臺灣前，他知道臺灣從事德中關係研究的老師很少，但不知道的是，待其學成歸國後，自己已經成為唯一一個關注這課題的學者。倘若自己不在德中外交史上繼續耕耘，眼下就真的沒有人做這一塊研究了。
相較於入所前就對所內師長和資源頗為熟悉的其他博後，張博士表示自己過去和近史所的淵源不深，來到這裡才開始接觸、認識不同的老師和他們的研究，並逐漸瞭解自己在研究上的優勢及弱點。在研究方法上，以往他都是先訂題目，再以題目為中心蒐集、閱讀材料。通過這些日子與同僚和師長的討論，他發現原先的做法不太對，研究應該先從大量閱讀原始檔案和二手研究開始。在閱讀的過程中，一方面累積對材料的認識，一方面也能從中提煉出自己的想法、論述和題目，再試著以文章形式具體地呈現出來。寫作期間，他也不斷的嘗試與調整中文書寫方式，並找到研究上想對話的對象，同時持續查找更多材料，才能讓自己的論述變得更為豐滿而堅實。
以上是本次「學人書香」訪談精華，在此再次感謝張哲維博士撥冗接受採訪。張博士在所內的博士後生涯將於2023年7月底告一段落，並即將啟程赴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任教，預祝他的教學工作一切順利，也期望張博士未來有更多機會來所訪問交流。
[1] 外交部政治檔案館：https://archiv.diplo.de/arc-de
聯邦檔案館：https://www.bundesarchiv.de/EN/Navigation/Home/home.html
[2] 外交部政治檔案館線上目錄：https://politisches-archiv.diplo.de/invenio/login.xhtml
聯邦檔案館線上目錄：https://invenio.bundesarchiv.de/invenio/
[3] 非會員身分僅可在線上查閱檔案目錄及基本資料，且無法現場調閱檔案。
[4] Friedrich von Raumer, Litterarischer Nachlass, Vol. 1
(Berlin: Mittler, 1869).
[5] 張博士曾洽詢民國時期的出版品如：湯良禮，《美帝國主義在中國》（上海：中華日報社，1941）；《中日兩國為有是自然的為敵是不自然的》（出版地不詳：國民外交討論會，1941），皆可於本館訂購的「民國時期文獻總庫．民國圖書資料庫」（簡稱：民國圖書庫）中尋獲。有關民國圖書庫的查用方法，請參考〈雞蛋去哪了？近代中國的外銷蛋（民國圖書庫）〉，「中研院近史所郭廷以圖書館學科資源部落格」，https://asmhlibref.blogspot.com/2023/04/blog-post_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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