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書香：近史所博士後研究人員姜子浩博士訪談錄
*「學人書香」專欄將介紹近代史領域學人，包含本所研究人員、博後及訪問學人，在本所研究及查用圖書資源等經驗。
一、探索抗戰時期日占區的軍政運作
提起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各地日占區的政經實態，大致上有兩種主要的研究進路。一種是「帝國主義的榨取」，多從戰時經濟動員與「大東亞共榮圈」的脈絡出發，關注煤、鹽、糧食等國防資源如何在中國占領區開發、徵集，進而支援戰事，或輸往日本本土供重工業使用。另一種關注的是「漢奸的罪惡」，著重討論個別的「大漢奸」、傀儡政權如何「為虎作倀」，並常與政權合法性、民族認同及戰後清算等議題相連。特別是較早期的研究，常帶有鮮明的道德批判色彩，不免低估協力者們的行動與心態的多樣性，也忽略了占領地支配結構本身的獨特性。1
近年姜博士關注的，正是主流論述未充分呈現的，占領地內各種行動者的多樣性以及他們構成的獨特的軍政秩序：日軍究竟如何在廣大的占領區建構並維繫統治，透過哪些制度與地方代理人，在占領地建構親日秩序，並設法進一步把對「點」的控制擴及至農村「面」。既有研究在此方面，仍有進一步深化的可能。
卜正民的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是姜子浩博士研究旅途上的啟蒙之作。
姜博士的研究，最初受到卜正民（Timothy Brook）所著之 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一書啟發。2卜正民從日軍與華中地方菁英的合作出發，運用各地的史料，逐層分析日本的占領統治如何在地方社會落實，以及在此過程中，不同參與者各自的考量、算計與矛盾。這種探討個別「占領者」與「協力者」間的合作模式，以及由之形成的富有張力的權力關係，成為姜博士思考自身研究的重要起點。
碩士階段，姜博士選擇以抗戰時期河南地方武裝中的強人，包括武裝「漢奸」為研究對象。由於國、共、日軍均無法直接控制所有占領地區，往往將若干縣份交由具有軍閥性質的武裝勢力來管治。這些地方武裝因而發展出周旋於各大勢力的生存策略。3關於武裝漢奸，他提到：「以往對日軍透過什麼具體機制或手段培養、控管這些地方盟友，也就是地方代理人，並不清楚。我的碩士論文就是在討論這套支配系統如何運作。」
其後，姜博士赴柏林自由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研究空間由河南地區擴大至整個華北日占區，研究重心也由如何動員「人」，延伸至如何動員「物」，特別是糧食資源。他的博士論文探討日軍如何吸收華北地區糧食資源，以支援戰爭之需。其中，協力者的角色在物資動員上同樣重要。動員地方武裝投入軍事行動，需要依賴軍閥；徵集糧食、維持運輸與供應，則需要保甲、商人及其他地方組織。不同任務須借助不同代理人，而這些代理人共同構成以日軍為中心、向地方擴散的統治網絡。4
從地方軍閥的生存策略，到日軍在糧食統制上的代理人網絡，姜博士的研究試圖突破以往對淪陷區研究的成說，以日軍的軍政支配為中心重新思考抗戰史。為此，姜博士先後在中國、德國、日本與臺灣進行研究，不同地區的史料、研究傳統與學術環境，讓他得以在史料、問題意識上兼收並蓄，開拓中日關係研究的更多可能性。
| 篇名 | 刊名 | 卷期 | 出版時間 | 頁碼 |
|---|---|---|---|---|
| 日軍特務機關在占領區的日常運作及在地連結──以海州陸軍特務機關的《陣中日誌》為中心 | 新史學 | 37卷2期 | 2026 / 6 | pp. 229 - 300 |
| Systematic parasitism: the hierarchical food supply system and the rice distribution network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and civilians in occupied Guangdong (1938–1945)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First View | 2026 / 2 | pp. 1-24 |
| 蘇北日占區戰時體制的建構及其敵人：以徐海道時期（1938–1941）為中心 | 臺大歷史學報 | 74期 | 2024 / 12 | pp. 161 - 214 |
| The Hierarchy of Calories? State Intervention, Food Rationing, and Food Smuggling in Occupied Tianjin (1937–1945) | Journal of Chinese Military History | 第11卷第2期 | 2022 / 9 | pp. 167-201 |
| 日軍在華北的軍政支配結構與民眾的因應—以食糧對策為中心（1937-1945） | 國史館館刊 | 72期 | 2022 / 6 | pp. 99 - 140 |
| 豫東淪陷區偽軍的生存策略──以偽軍與偽政權的糧食競逐為中心 | 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 | 2019年第2期 | 2019/ 6 | pp. 63-72 |
姜子浩博士近年發表論文一覽表
二、近史所：東亞史料蒐訪的最後一塊拼圖
談起第一次來到近史所，姜博士仍記得那是 2023 年夏天。當時他在柏林自由大學修完所有博士課程，進入大量蒐集史料的階段。由於他的研究涉及日軍占領體制，勢必要盡可能掌握中日雙方留下的材料。然而，在柏林無論是國家圖書館或大學圖書館，相關館藏都相當有限，得回到東亞方能蒐集更多史料。在碩士階段，為了收集史料，姜博士曾造訪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在內的各地檔案館、圖書館；博士期間，他也曾申請交換至日本東京、京都等地查閱資料。5臺灣、南港、中央研究院，正是他蒐集史料的最後一塊拼圖。
起初，姜博士並未認識近史所的研究人員。他主動寫信聯繫本所研究員陳耀煌先生，希望能以訪問學生身分來臺查閱史料。在陳先生的襄助下，他先是以訪問學生身分來到近史所。訪問期間他幾乎每天都到郭廷以圖書館報到，遍覽與抗戰史相關的圖書與史料。博士畢業後，他也申請上近史所博士後研究人員，正式在臺灣展開兩年的研究之旅。
郭廷以圖書館匯聚不同國家、不同語言的近代史研究新舊書刊，不論是從藏書數量與多樣性，都是亞太地區首屈一指的寶地。即便是較為冷門的論著、論文集、史料叢編，乃至日、韓語專著，都能在這裡找到；各國最新出版的重要研究成果，在出版以後亦很快納入館藏。因此郭廷以圖書館的讀者，可以同步掌握不同知識社群的最新研究趨勢。過去在海外留學，經常遇到需要某一本書，卻遍尋不著的情況，在他訪問近史所期間幾乎不曾發生。姜博士直言：「對歷史學者而言，圖書館就是研究工作的『實驗室（Lab）』，而館藏的廣度與完整性，就直接影響研究能夠走到多深、多遠。」
圖書館的「常設展」：瀏覽開架實體館藏與工具書
談及郭廷以圖書館最吸引人的地方，姜博士提出了一個頗為有趣的比喻：「我認為可以用類似博物館的『常設展』及『特展』的框架，來闡釋郭廷以圖書館的魅力。開架書庫便是其中的常設展；不定期開放的試用資料庫資源則像期間限定的特展。」
對他而言，探索圖書館的最大樂趣，在於尋覓感興趣的主題圖書區。當研究者行至書架，原來或只想找一本書，結果卻往往會把鄰近的數本書都一併打包借回家，從而開拓出意料不到的研究思路。現時各地大學的圖書館，因各種考量，已改採密集書庫形式提高藏書量。惟「閉架」書籍比重的迅速增加，亦使讀者失去在書架間「尋寶」的機會。而這恰恰是使用關鍵字在館藏系統上檢索難以取代的體驗。
他也特別稱讚近史所圖書館的分類與編目品質之高，正因編目館員長年累積的專業判斷，才能讓真正相關的圖書自然聚集於同一區域，讓開架瀏覽本身得以成為知識探索的一部分。
在眾多實體館藏中，姜博士尤其重視各類工具書，包括人物辭典、軍隊編制、機關名錄與年鑑，其中收錄的不少資訊，至今仍難以透過網路查得。好比他過去查閱日軍占領區的軍政檔案或報告時，經常只記錄了中低層軍官或文員的姓氏及職稱。這些人既非高階將領，鮮少成為專門研究的對象，僅憑現有電子資源，往往難以辨認其身分。直到他在館內找到早期日軍人物辭典，逐一比對數十位同姓軍官的履歷、任職經歷與生平資料，終於辨識出檔案中所指何人。
郭廷以圖書館二樓日文參考書區
（索書號RJ386起為日本陸海軍相關辭書）
另一項同樣重要的工具書資源則是年鑑。透過逐年出版的年鑑，研究者得以迅速掌握特定時期的組織架構、人事異動與制度變遷。姜博士認為，年鑑類的工具書其實是歷史學者得以快速掌握一個組織機構的發展脈絡的重要工具。正是這些看似不起眼的人物辭典、軍隊編制、年鑑，使許多散落於不同史料中的零碎線索，得以逐步拼湊成更細緻的歷史圖像。
從期間限定的「特展」到圖書館數位典藏：拓展史料探索的幅員
本館的最新試用資料庫資訊，可至郭廷以圖書館入口網>>最新消息>>公告>>試用資料庫查詢，或關注郭廷以圖書館臉書，即可掌握最新試用資訊。
除了實體館藏與資料庫，他也特別推薦研究者來館查閱館方近年持續建置的數位典藏。許多過去購置的微縮資料、地方報刊與珍稀圖書，近年已陸續完成數位化，可於館內指定電腦查閱。其中不少資料在目前各大資料庫平台皆未收錄。例如《湖北水災日刊》、《廣播日報》、《山西日報》等，對於企圖探究中共宣傳及基層社會面貌的研究者而言，皆深具價值。這些文獻雖在中國大陸部分研究機構亦有典藏，但收藏地點分散，且未必對外開放。對現階段難以前往當地查檔的海外學者而言，近史所更可說是獲取近現代中國研究資源的重要管道。
郭廷以圖書館數位典藏系統收錄《山西日報》（太原版）1951-1981年
請至圖書館二樓指定電腦查閱
從實體館藏、電子資料庫、到圖書館數位典藏成果，再結合近史所檔案館典藏的大量政府檔案與私人文書，讓近史所成為亞太地區近代史研究數一數二的「兵工廠」。只要熟悉館藏目錄與各項資源入口，研究各地、各領域近代史的研究者，都能在這裡盡情探索感興趣的課題。
三、在近史所探索抗戰史資源的起點與學術火花
對於初次來館而研究抗戰史的學者，姜博士建議，不妨先從郭廷以圖書館二樓索書號922至925的抗戰史圖書區著手。該區集中典藏相關研究著作與史料，適合先藉由開架瀏覽，了解抗戰史既有成果已經處理了哪些問題、使用過哪些材料，以及仍有哪些議題值得進一步開展。
二樓書庫索書號922至925圖書區，典藏明清到戰後兩岸相關二手研究及史料檔案彙編。其中55-56架即陳列抗戰史既有研究成果。
姜博士認為尋找原始史料之前，應盡可能掌握已公開且容易取得的研究成果。唯有理解前人研究已經走到什麼程度，研究者才能逐步聚焦自己的興趣，凝聚問題意識。理解學術前沿及未解課題而後，再到臺北的檔案館如近史所檔案館、國史館或國家檔案館作進一步的史料調查，當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另一方面，來到近史所訪問的價值，遠不止於豐富的史料資源，更難得的是這裡是歷史研究學術共同體的重要節點。近史所及院內各單位經常舉辦演講、工作坊與研討會，邀請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研究領域的學者分享最新成果。即使尚未形成明確研究題目，也能透過聆聽不同學者如何提出問題、運用史料與建構論證，逐步開拓自己的視野。
姜博士回顧自己在世界各地的求學經驗，中研院作為東亞的學術重鎮，其提供的學術交流密度與思想碰撞的機會是其他地區難以企及的。他認為許多研究不是從一個已經成熟的計畫開始，而可能源於某次演講中的一句話、某個陌生的觀點，或一次簡短的對話。這些瞬間的啟發，也可能足以改變往後思考與題目的走向。
談起近年在近史所的研究歷程，姜博士坦言，自己近年的研究成果受惠於郭廷以圖書館良多。他相信即便是不同背景的研究者，來到郭廷以圖書館同樣能有所收穫。在感謝圖書館提供豐饒資源與服務之餘，他也期待郭廷以圖書館未來持續深化臺灣與國際學界的連結。此外，面對近年兩岸當代中國研究環境的變化，更要繼續徵蒐海外出版的重要中國研究著作與史料，提供來自不同地區研究者更完整的研究支援。
後記
以上是本次「學人書香」訪談精華，在此再次感謝姜子浩博士撥冗撰寫圖書館使用心得並接受採訪，分享自身的研究歷程。採訪過程中，我們亦談及中國、日本、歐美與臺灣等地的學術環境特色，以及各國學界關注議題與研究取徑的差異。惟受筆者筆力限制，未能於篇幅內盡其一二。期待未來有機會提筆續作，與讀者分享更多姜博士對於不同國家學術傳統與研究現場的觀察。
姜博士將於 2026 年 8 月結束在近史所的博士後研究工作，赴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任教。謹祝福姜博士未來教研工作順利，也期待他日後再度回到近史所合作交流，與臺灣學界激盪更多火花。
註腳
- 在忠奸之論的框架之外，本所退休研究員羅久蓉對「漢奸」的討論，即已開始注意戰時協力行動中的灰色地帶。占領區內有些人無法或不願離開原居地，為了生存、保全家族或延續地方秩序，在一定程度上配合日軍；這類表面上的合作，未必意味著對日本統治的認同，可能伴隨陽奉陰違、消極抵制或其他形式的周旋。詳見羅久蓉，〈歷史情境與抗戰時期「漢奸」的形成──以一九四一年鄭州維持會為主要案例的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4下（1995年6月），頁815-841。Jiu-jung Lo, “Survival as Justification for Collaboration, 1937-1945”, editor(s): David P. Barrett and Larry N Shyu, 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1932-1945: The Limits of Accommod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16-132. ↩
- Timothy Brook, 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 姜子浩，〈豫東地方武裝的生存策略及其與三方政權的動態博弈（1937—1947）〉，北京：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20年。 ↩
- Chi Ho Kiang, “The Taste of Occupation: Food, War, and Society in Occupied North China, 1937-1945” (Dr.phil. diss.,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2024). ↩
- 日本有關中日戰爭相關之史料檔案，特別是軍事方面的材料，大多收錄於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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