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來時路：館藏數位化的舵手──劉素芬女士的圖書館領航記

本次「回首來時路」系列專欄，很榮幸邀請近史所退休副研究員劉素芬女士分享其綜理館務經歷。本專欄以劉女士所述之圖書館經營為主軸，同時蒐集相關材料補充考訂，以第三人稱方式撰寫、彙整成稿。內容經受訪者審閱後，方定稿刊載。紀錄上如見疏漏誤植處，敬祈讀者先進不吝指正。

*「回首來時路」專欄簡介：今年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70周年的重要里程碑。作為承載著豐富學術資源與研究成果的學術機構，近史所郭廷以圖書館在過去70載，館藏從零開始蒐整，逐步發展為近代史領域不可或缺的典藏重鎮。為記錄與深掘這段珍貴的歷史，郭廷以圖書館特別規劃「回首來時路」紀念專欄，透過訪問歷任圖書館主任，回顧其做為學術圖書館的領航者，在不同階段的館藏發展方針與歷程，同時探討其面臨的挑戰與突破，並展望未來圖書館在數位轉型與學術服務上的新方向。

 

受訪人：近史所退休副研究員劉素芬（2003-2005年兼任圖書館主任）

訪談時間：2025年7月31日星期四

採訪地點：近史所檔案館

採訪／編撰：近史所郭廷以圖書館館員張瑜庭

 

一、 接掌圖書館的契機：從中研院「檔案資料協調委員會」談起

    1996年中研院成立了檔案資料協調委員會，當時人文組各所圖書館都來提出史料採購與數位化需求。可是我從未見過近史所圖書館派員參加。我覺得這對郭廷以圖書館來說是一個危機。……後來我到了近史所，之所以接手圖書館主任，就是因為我認為郭廷以圖書館需要推動館藏數位化。

    1996年，中央研究院因應人文組各研究所擴大蒐藏與數位化典藏的需求，成立「檔案資料協調委員會」（以下簡稱檔案資料協調會）。其主要目的在於統籌並妥善分配院內經費，支應人文組各所購置史料、推動資料整理與數位化工作。當時劉素芬女士尚在經濟所任職，而她的指導老師、經濟所當年的新科院士──劉翠溶女士出任檔案資料協調會的召集人。[1]由於劉院士公務繁忙，劉素芬女士遂自告奮勇，主動承擔檔案資料協調會秘書一職，負責會議籌備、聯繫與文書工作。也正是這個機緣，讓她得以見證並投入中研院在數位化與跨館協作的開展進程。

    在檔案資料協調會中，人文組各所大多派圖書館出席，依據研究需求提出各自計畫。例如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在兩岸開放交流後，欲大規模蒐購清代土地契約；民族所圖書館則購置臺灣各地民間契約，並予以數位化；近史所則由檔案館主導，將重點放在檔案整理與數位化。[2]除此之外，檔案資料協調會還推動跨所乃至於跨院的數位化合作計畫，其中規模最大者，便是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簽訂五年的學術合作協議，將該會的鎮館之寶：「臺灣總督府檔案」與「專賣局檔案」數位化並製成光碟，同時配合建置資料庫系統。這在當時臺灣學界可說是空前的大型文獻數位化合作案。[3] 隨著院內相關數位化成果逐步累積，1999年行政院通過「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亦將中研院重要文獻納入數位化典藏目標，從而獲得長期穩定的國家級計畫經費支持。

1997年4月29日 中央研究院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簽署學術合作協議書

    然而在這波資源分配與數位化浪潮中，劉素芬女士察覺到在人文組各所圖書館中，唯獨近史所郭廷以圖書館始終缺席。會議上代表近史所出席的，是檔案館楊翠華主任及其秘書莊樹華女士，帶領檔案館率先展開數位化工作，而圖書館則未曾派員參與。劉女士對此深感憂心，她直言：「在當時數位化趨勢下，圖書館的角色會逐漸從單純的館藏徵集（acquisition），轉向思考如何藉由新技術整理、典藏到開放資源。這與圖書館過去的業務性質是完全不同的。」她認為倘若不及時投入，郭廷以圖書館不論在技術或資源分配上，都可能會逐漸被邊緣化。

    說起與郭廷以圖書館的淵源，劉素芬女士回憶：「我們過去在碩士班時期，因研究近代中國海關，大家都得來近史所圖書館使用微卷機閱讀《海關年報》，偶爾也來看一些限閱的『匪書』。」1982年碩士班畢業後，她便甚少再訪郭廷以圖書館。直到2000年，劉女士才從經濟所轉入近史所，對於這將近20年來的館務發展變遷並不了解。但是在2003年，當陳永發所長徵詢她是否願意接掌圖書館時，她仍毫不猶豫地答應下來。劉女士表示：「我接下館主任的位置，就是為了推動館藏數位化。這是當時各大圖書館發展的重點方向，我認為郭廷以圖書館亟需開展這方面工作。」唯有如此，圖書館才能在數位化潮流下保持競爭力。

    闊別多年再次踏入館舍中，劉素芬女士面臨的第一個震撼卻是建築安全的隱憂。她提到：「當時大家告訴我圖書館實際上是棟危樓。有一次我走到三樓，親眼看到地圖卷軸掉落，隨著傾斜的樓板滾至牆角，讓我十分震驚。」因此她經常叮囑同仁：「凡事以身家性命為重，有任何風吹草動就放下手邊工作，立刻撤離。」這也讓她擔任近史所圖書館主任時增添了無形的心理壓力。

    至於日常館務經營，則得益於前人建立的完善制度，無論是館務會議、圖書委員會運作，或是選書機制皆已步上軌道。再加上能幹的秘書林義娥女士及館內同仁的齊心協助館務運作，讓她能將心力集中在推動數位化上，並逐步開展後續的跨館合作與國際交流。

 

二、數位化工作的展開：導入跨館合作、人才與資源及觀念的革新

    我覺得數位化帶來的除了技術、資源以及人才，最重要的還帶來更多合作契機與更豐富的典藏，當然還有觀念上的更新！

    圖書館推動數位化之初，首先借重的是檔案館的經驗。由於過去在檔案資料協調委員會時期，近史所檔案館在數位化方面早已領先群倫。據莊樹華女士告知：「當時近史所檔案館是院內唯一的檔案館，只要在網路上檢索Digital Archive，在亞洲區第一個列出的就是近史所，確實在數位化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劉素芬女士尚在經濟所任職時，便在檔案資料協調會中與檔案館秘書莊樹華女士相識，亦曾有過多次合作。[4]這段經歷也成為她日後推動兩館合作的重要基礎。

    近史所圖書館與檔案館的合作，最初是建立在「資源共享」上。檔案館良好的典藏環境與豐富的數位化經驗，在檔案徵集具備一定優勢。而捐贈者在提供檔案的同時，往往也希望能一併捐贈個人藏書或相關出版品，以維持資料的完整性。因此，能同時接收檔案與圖書的單位，對捐贈者而言更具吸引力。例如徐培根（1895-1991）將軍捐贈案，以及行政院美援會檔案，皆附帶一些圖書或刊物。由檔案館負責接洽並簽妥捐贈契約後，再根據資料類型，分別交由檔案館與圖書館點收入藏，實為互惠互助又能各取所需的雙贏合作。劉女士也坦言：「我們也有差點失敗的案例，例如當年臺灣銀行檔案已成功簽約，但因郭廷以圖書館空間不足，只能商請臺史所協助，將臺銀檔案附帶的重要圖書交由人文社會聯合圖書館典藏。不過這也提醒我們，在資源面上不僅限於所內的合作，還能拓展為跨所合作。」[5]

    那麼，郭廷以圖書館又是如何透過數位化工作，開展更多的合作機會呢？劉女士首先將目標鎖定在館藏的微卷（Microfilm）。過去一般認為微卷品質穩定，不受影像規格更替影響，是圖書、檔案普遍採用的保存載體。然而，誠如劉女士所言：「微卷對讀者而言並不好用，且每使用一次就損耗一次，越是熱門的資料損壞得越快。若能將微卷轉置成數位檔，就能更方便讀者閱覽，而微卷本身只需保存即可。」為此，圖書館先向院內計算中心借調微卷轉製掃描機，提升館藏微卷數位化效率。除了掃描圖書館過去向國外購置的微卷，也開放本所同仁申請將個人收藏的微卷製成光碟。這種模式隨後擴展至跨所乃至跨國合作，透過數位化獲取他館典藏的微卷數位檔，打破了以往仰賴交換出版品或複本書的傳統合作模式。同時在趨近飽和的館藏空間條件下，圖書館仍能以數位化方式廣納更多外部資源，大幅提升了館藏的豐富性與使用便利性。

    隨著數位化工作的推展，郭廷以圖書館逐漸與國際學術潮流接軌，在接待海外訪客時也能展現更為積極的態度。根據劉女士的觀察：「來訪學者大多希望能了解圖書館的數位化進程。因為在國際上，許多圖書館都在關切數位化的發展方向。例如2004年，日本東洋文庫理事長斯波義信先生及常務理事田仲一成先生來臺考察國家數位典藏發展進度時，除了參觀近史所檔案館，也特別安排走訪了郭廷以圖書館。」這也顯示在數位化領域持續深耕，使郭廷以圖書館在國際學界中獲得重視，並能在跨國交流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此外，劉素芬女士也提到，研究人員出身的館主任雖可能在圖書資訊專業上有所不足，但能善用在學術界長年累積的人脈，為圖書館或檔案館帶來更多資源與合作的機會。她提到：「過去檔案館莊樹華主任在檔案行政管理上非常傑出，但因非研究人員，有時在對外交流合作上也會面臨瓶頸。所以後來我們一起到國外參訪，例如莊樹華主任曾到東洋文庫演講，或到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考察，有利於拓展學術人脈，促進與日本、中國各單位的交流。未來所方或可為專業館主任提供更多的交流機會。」近史所能與日本東洋文庫乃至於中國各學術研究機構維繫穩固的關係，正是奠基於雙方人員的長期交流與合作之上。

時間	合作對象／單位	交流內容與成果
2003年7月	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	共同整理聯合國文件及臺灣電力公司贈書。
2003年8月	中研院計算中心	商借微卷數位化轉製掃描機，協助微縮資料數位化為光碟。
2003年11月	故宮博物院	以《內務府題本》數位光碟交換《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線裝書。
2003年12月	中國國家圖書館	訪問近史所，建議日後圖書館與檔案館合辦對外交流活動。
2004年1月	上海復旦大學曹樹基先生	微卷數位化合作計畫。
2004年2月	東洋文庫	參訪並了解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敦促圖書館加強數位化並擴大國際合作。
2004年3月	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	徐培根捐贈案，由檔案館洽辦，圖書由圖書館編目入藏。
2004年4月	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	訪問並了解本館數位化業務情況，並商討該館方志與年鑑轉售事宜。
2004年5月	東洋文庫	陳永發所長參與東洋文庫研討會，共商雙方善本圖書數位化與合作方向。
2004年5月	政治大學圖書館	合作互換中國圖書分類法線上對照表及中國地名表。
2004年6月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來館協商建立合作關係，共建近代史料數位化資料庫與新生晚報數位化案。
2005年3月	中研院經濟所圖書館	該館微卷轉移入本館典藏。
2005年3月	中研院人社中心	合作完成該館微卷數位化。

2003-2005年郭廷以圖書館與館外合作交流項目表。
據歷年館務會議資料彙整。

    數位化工作進展不僅依賴設備與技術的更新，更需要專業人員的投入。因此如何培養與延攬人才，成為推動工作的另一項關鍵。劉素芬女士在任內十分鼓勵同仁自我進修，參加院內外舉辦的數位化課程及會議，以掌握最新的發展趨勢。館員於進修結束後，也會在館務會議上分享所學，促進新知交流與團隊共同成長。這種做法既讓館員保持專業活力，也讓數位化觀念能在館內逐步扎根。在薪資待遇上，劉女士主張可借鏡檔案館設立技術加給制度，讓在數位化工作中表現優異的同仁獲得實質回饋，以此鼓舞士氣並凸顯專業價值。在人才招募方面，是否具備資訊處理與數位典藏的知識背景，也成為當時館內聘僱新人時考量的重要條件。透過讓館員在職進修與外部人才延攬，不僅能讓圖書館回應當前的數位化需求，也為未來的發展預作準備。

 

   數位化的開展，更刺激了資料保存與利用觀念上的革新。「過去圖書館多將重點放在實體館藏的蒐購、分類及管理，然而隨著數位化的普及，也同步帶來一些新的觀念。例如資料的重製、開放權利、異地備份保存，以及這些數位化資料在法律上的應用規範和限制。」劉素芬女士如是說道。通過技術、資源與人才的引進，以及合作模式與典藏觀念的革新，郭廷以圖書館成功搭上數位化浪潮，也在跨館合作與國際交流的道路上開啟更多的可能。

 

三、濱下文庫典藏始末：國際贈書與館際協商

    2003年底，濱下武志老師來近史所開會。席間說起與他同在東京大學任教的並木頼壽教授，將個人藏書捐贈給復旦大學，理由是日本距離上海很近，隨時可以抽空去看自己的書。濱下老師隨後便感嘆：『真不知道我的書將來該怎麼辦才好。』我應聲說道：『可以捐給我們呀！因為東京距離臺北也很近，歡迎您常來看書。』他當時就笑著答應了。

    2003年12月，日本著名東洋史學者濱下武志先生來訪近史所。言談間他向劉素芬女士述及並木賴壽（1948-2009）教授對復旦大學的捐書案，並感慨自己龐大的藏書未來不知何去何從。[6]劉女士表示：「濱下先生不僅是享譽國際的歷史學者，也是著名的訪書家，但凡到任何地方開會或演講，必定會抽空造訪當地書店訪書，蒐書範圍遍布世界各地，其個人藏書不論質或量都很可觀。」因此當時身為圖書館主任的劉女士聞言，當即提出可將書捐贈給近史所圖書館的構想，並獲得濱下先生首肯。

    翌日一早，她便擬妥一紙書面捐贈契約，請濱下先生正式簽署同意捐書一案。「我想他可能也有點驚訝，沒想到前一天才提及，隔日就將擬好的契約送到他的手中。」或許誰都未料到席間一番談話，竟促成了此一捐書案與濱下文庫的開端。言及此，劉女士笑著說：「其實這個案子純粹出於因緣巧合，若不是濱下先生說了並木教授捐書的故事，而我也剛好在圖書館主任這個位子上，也許就不會成真了。」

2003年12月5日，與捐贈契約同時擬提之「濱下武志文庫」贈與及整理開放計畫。

    雖說在如此機緣下與濱下先生簽訂了藏書捐贈契約，但囿於郭廷以圖書館館藏空間不足，實在難以完整容納萬餘冊圖書。而此時恰逢中研院人文社會聯合圖書館成立，亟需建立能支持社會所、臺史所、語言所、政治所及法律所等五所研究範疇的核心館藏。為此，正積極向院內各圖書館徵求圖書。如何在保有各館珍貴特色典藏的同時，又能適當提供新館所需的館藏資源，成為當時各所協商的重點。劉女士說道：「近史所也因應時局，訂定了郭廷以圖書館六大核心館藏範圍。這些就是當時所內同仁共同認定最能體現本所研究重點的館藏，必須留存於館內。」

2004年6月，因應人文協調會提案徵詢，近史所制訂館藏保留原則。

 

   2004年11月，在劉翠溶副院長的多方協調下，最終拍板確立各所館藏轉移的分工原則：由各所保留特色館藏與核心期刊，其餘則經協調挑選並預估數量後，移交人文社會聯合圖書館典藏，且未來全院購置刊物以不重複為原則。

2004年11月10日，劉翠溶副院長於「第十八次人文社會學術會報」暨「本院人文各圖書館館際協調會第八十二次會議紀錄」上，針對人文組各圖書館轉移館藏一案決議事項。

    人文社會聯合圖書館收入各所移藏期刊資料後，典藏空間尚有餘裕。劉素芬女士遂向陳永發所長及劉翠溶副院長建言，將濱下先生捐贈藏書比照人社聯圖「戴國煇文庫」方式劃設專區，集中典藏。此一建議獲得院方支持，而後便改以中央研究院名義重新與濱下先生簽訂捐贈協議，並由院方撥款支援寄送郵資與圖書整理。實務上，採行跨所合作形式進行，先由近史所郭廷以圖書館與檔案館先行編目，並將精選善本、孤本書與檔案資料數位化，完成之後，再將贈書全數移入人社聯圖專設的「濱下武志文庫」典藏，確保濱下先生贈書得以完整保存及有效利用。

2005年05月27日 中央研究院  書函

旨在協商辦理關於濱下武志先生捐贈藏書典藏案轉移人文社會聯合圖書館一案

2005年6月22日 中研院與濱下武志先生重新簽訂藏書捐贈契約

2005年6月27日，劉翠溶副院長同意撥款提供濱下文庫捐贈藏書整理、數位化及郵寄費用。

 

    此一捐贈案的發展過程，正好也印證了劉女士所強調的：「數位化的推動對近史所而言是非常有利的！因為它讓我們能突破空間的侷限，擴大典藏與利用資源的範圍。」即便無法在實體空間中承載大宗贈書，透過數位化仍能保存其中的精選資料，擴大典藏價值，同樣能提供研究人員到館參閱。

 

人文社會聯合圖書館濱下武志文庫[7]

郭廷以圖書館數位典藏系統中的特色典藏之一「濱下文庫」，其中收錄本館數位化之濱下武志先生贈書精選525種。歡迎讀者到館閱覽。

 

2005年5月16日 近史所檔案館第一會議室舉行「濱下武志教授藏書捐贈中研院人文圖書館儀式」，捐贈儀式及流程之邀請函初稿。感謝劉素芬女士提供文件。

 

 

四、美援檔案與期刊匯集：臺灣戰後經濟發展史研究資源補遺

    以前訪問李國鼎先生（1910-2001）時，他曾以一通電話，就把美援會早期及後續相關單位的檔案都一起移交給我們，其中也包含一些出版品，但數量不多。[8]其實更早之前，在他擔任經濟部長（1965-1969）時，就已將經濟部檔案和資源委員會檔案捐給近史所檔案館。[9]……正好在我退休後，史語所淘汰了一批期刊，其中包含不少美援時期的經濟刊物。當時雷所長請我協助挑選，納入館藏。如此一來，近史所可以說是完整保存了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軌跡。

    劉女士對近史所圖書檔案館藏的關切，並未隨著她卸下館主任身分而畫下休止符。1999年得力於李國鼎先生的慷慨支持，讓近史所獲得從經建會移轉而來的珍貴檔案，內容涵蓋自1948年起通過的一系列美援法案，以及1950至1970年代經合會等美援時期相關單位業務檔案與資料清冊。[10]當時伴隨這些檔案而來的，雖有零星出版品，但數量有限，規模尚不足以與其他美援檔案互相參照。恰巧在她2022年退休後不久，又出現一次意想不到的契機，為近史所補齊了美援時期的多種重要刊物。
    2022年7月，史語所因館藏汰舊而釋出一批書刊，並將清單提供給各所挑選。由於其中有不少戰後出版的經濟類過期期刊，本所所長雷祥麟先生及本館主任林玲君女士便請長期從事戰後臺灣經濟史研究的劉素芬女士協助審視。她發現清單中有大量美援時期臺灣政府機構或民間編撰的經貿刊物。劉女士談到：「史語所在因緣際會下獲得了這批期刊，但這些刊物和他們同仁的研究並不相關，卻佔用傅斯年圖書館的空間。後來我便建議，既然近史所檔案館典藏許多美援時期的重要經濟檔案，若郭廷以圖書館能同時收入這批出版品，便能構成最完整的美援經濟研究資源。」[11]

2022年7月劉素芬女士協助本館精選傅斯年圖書館汰舊期刊。（僅擷取部分）

每一種刊物後皆附上揀選原則並補充歷史背景。

從傅斯年圖書館挑選回館之經濟類期刊裝箱書影

   劉女士認為郭廷以圖書館館藏補齊這批期刊後，未來凡從事戰後臺灣經濟史研究的學者，便能同時利用本所典藏的檔案、期刊，乃至於相關人物的日記、回憶錄與口述訪談，彼此交互參照、相輔相成。她也強調，受惠於這批資料的不只是歷史學者，「很多關注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學者，未必是歷史學出身，不少是來自社會學、經濟學或政治學等社會科學領域。他們可能不習慣查閱檔案，但大多會參考期刊。那麼這批期刊的重要性就更不容忽視。」在她看來，這批期刊的補充，將拓展近代臺灣經濟研究的視野與深度，也為學者提供不同的切入點，進一步衍生出更豐富的研究題材。

    臺灣戰後的經濟發展，在美援的支持下走出了一條相對成功的道路，也成為許多國家欽羨並且意欲效法的典範。她感慨地說：「臺灣如今的發展和成就，也許正是該感謝那個階段。因為有前人的累積，臺灣才能在當今國際經濟格局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也正因如此，這些典藏在近史所的檔案與期刊資源，也為後世學者提供了堅實的研究基礎，使人們能夠重新審視並理解這段關鍵的發展歷程。

    回顧劉素芬女士擔任圖書館主任的歲月，無論是推動館藏數位化、跨館合作，或是促成濱下文庫，乃至於退休後對美援時期經濟期刊的補遺，皆使郭廷以圖書館在數位典藏發展與專業研究資源方面更臻完備。她始終強調，這一切成果並非個人之力，而是仰賴團隊的通力合作：「我最感謝的還是圖書館同仁的辛苦、學習與付出。因為有大家的努力，我們才能及早起步，並成功跟上這波數位化潮流。」對她而言，這段經歷不僅是館藏資源與觀念的轉型期，也是一個與館員們共同攜手推進圖書館成長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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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劉素芬女士就讀碩士、博士時期的學位論文皆由劉翠溶教授指導，請參見：劉素芬，〈煙臺貿易之研究(一八六七∼一九一九)〉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2；劉素芬，〈渤海灣地區口岸貿易之經濟探討(1871-1931)〉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2。

[2] 檔案資料協調委員會最早支持近史所檔案館進行檔案數位化計畫及跨館合作項目為「近史所典藏行政院經安會、美援會檔案」光碟掃描計畫，以及與中研院經濟所、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合作「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檔案光碟掃描計畫。參見莊樹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管理概述〉，《圖書與資訊學刊》22（1997.08），頁86-92。

[3] 該計畫由院內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現人社中心），共同組成中央研究院檔案協調委員會總督府檔案整理小組（後改稱日治時期檔案整理小組），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共同主持推動。另有中研院計算中心（現資訊服務處）配合技術支援。關於中研院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的數位化合作案及檔案整理詳細原委，可參見中央研究院日治時期檔案整理小組，《臺灣總督府數位化檔案整理紀要》，（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2）。蕭富隆，〈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典藏日治時期檔案數位化〉，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全球資訊網，最後瀏覽日期：2025年9月2日。

[4] 莊樹華女士在1995到2003年期間擔任近史所檔案館秘書，2003年4月起升任檔案館主任，到2013年為止，主理檔案館館務十多年，是負責推動與執行近史所檔案數位化合作案的重要人物。詳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大事記，https://archives.sinica.edu.tw/memorabilia/，最後瀏覽日期2025年9月7日。

[5] 2012年近史所檔案館莊樹華主任與臺史所謝國興所長等五人，與臺灣銀行經濟資料處協商進行臺銀檔案合作計畫。同年7月，近史所、臺史所與臺灣銀行簽訂「臺灣銀行所藏日治時期文書寄託保存與數位典藏協議書」。詳參莊樹華、龐桂芬、劉素芬編撰，林志菁校閱，《繼往開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六十年大事紀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頁38。在此特別感謝近史所檔案館蔡淑瑄、林志菁兩位同仁撥冗提供參考資料。如欲查閱臺灣銀行日治時期文書及其相關書刊之數位檔，可至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瀏覽。首先點選「全宗瀏覽」，並選擇左側「機關團體檔案」項下的「臺灣銀行所藏日治時期文書」、「臺灣銀行所藏日治時期書刊」，進入瀏覽。首次使用者，請先申請個人帳號，方可參閱開放線上閱覽列印之檔案。

[6] 關於並木頼壽教授的捐贈藏書整理及並木文庫成立，請參考：原宗子、田島俊雄，〈並木頼寿文庫(復旦大学歴史学系)の設立〉，《中国研究月報》785（東京，2012.06），頁46-48。〈故東京大學並木頼寿教授復旦贈書略述〉，豆瓣讀書，https://www.douban.com/note/259557760/?_i=7315226ixq8yUB，最後瀏覽日期：2025年9月8日。另據濱下先生所述，當時還有島田虔次教授和天野元之助教授的藏書捐贈事例。京都大學文學部的島田虔次教授，將3萬餘冊的個人藏書捐贈給韓國東國大學。該校圖書館於2002年編纂出版《島田文庫目録：島田虔次先生寄贈圖書》，並在2003年1月27日舉行島田虔次文庫開幕儀式。又，參考田島俊雄，〈天野元之助旧蔵書のゆくえ〉，《中国研究月報》665（東京，2003.07），頁48-49。文中提及著名的中國農業經濟史學者天野元之助在1980年代辭世後，其藏書由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接收。而後其部分藏書及其中的個人書信卻流入市面，2001年陸續在京都當地的二手書店被發現。最終這批遺落在外的藏書由流通經濟大學（天野先生弟子原宗子教授執教之校）整批購入，並在2002年於該校圖書館成立「天野元之助文庫」專區典藏。

[7] 2025年9月8日本館館員赴人文社會聯合圖書館現場拍攝。

[8] 1997年3月至2000年7月間，劉素芬女士參與了李國鼎先生關於經濟與科技專題的二次訪問計畫，並先後出版李國鼎口述，劉素芬編著，陳怡如整理，《我的臺灣經驗：李國鼎談臺灣財經決策的制定與思考》（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李國鼎口述，劉素芬編著，陳怡如、袁經緯、林志菁記錄，《李國鼎先生訪問紀錄：臺灣科技政策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20），對記錄戰後臺灣經濟與科技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9] 1965年4月23日，郭廷以所長親自致函李國鼎部長，提請將經濟部逾期檔案轉移近史所保管整理。同年6月10日經濟部便回函表示同意移交檔案。其中即包含「建設委員會」、「資源委員會」檔案，這些檔案整理工作分別在1986年、1987年展開。1980年代經濟部繼續移存1949-1960年代舊檔至本所檔案館，其中包含1950年代的「經濟安定委員會」檔案及1950-1960年初期「美援運用委員會」檔案，該兩類全宗檔案的數位化工作始於1997年。詳參莊樹華、龐桂芬、劉素芬編撰，林志菁校閱，《繼往開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六十年大事紀要》，頁19、23-25。

[10] 此批檔案現置於「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全宗。其中收錄的美援相關資料與檔案館在1980年代從經濟部移入的「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全宗檔案不同，前者著重於早期美援法案、計畫書、業務紀錄、貸款案件資料；後者收錄的是美援會會議記錄、往來公文信函及棉紡織品物資紀錄。詳參莊樹華、龐桂芬、劉素芬編撰，林志菁校閱，《繼往開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六十年大事紀要》，頁27。如欲查閱近史所檔案館典藏美援時期相關行政檔案，可至檔案館館藏檢索系統瀏覽。首先點選「館藏瀏覽」>>全宗瀏覽，並選擇左側「全宗類別」項下「經濟」類，其中「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行政院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皆推薦相關領域學者參用。首次使用請先申請個人帳號，方可參閱開放線上閱覽列印之檔案。

[11] 編按：其中若干刊物如《自由中國之工業》、《國際經濟資料月刊》等重要美援機構出版品，後續未能如願補入郭廷以圖書館館藏缺期，而是轉入華藝數位股份公司，同時將規劃進行紙本數位化並建置成電子資料庫。此一發展雖偏離原先預期，但往後也將惠及更多關注冷戰與戰後臺灣經濟發展的海內外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