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書香： 英國牛津大學亞洲中東學系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教授談1949
本文邀請英國牛津大學亞洲中東學系沈艾娣教授，介紹其近期展開的研究「1949：選擇的一年」，以個人生命經驗的視角，考察中國百姓在1949年的變革中如何生活、感受與抉擇。為此，沈艾娣教授在郭廷以圖書館細讀了不少「日記」材料，並分享初步研究的心得。
關鍵詞：中國近代史、1949年中國革命、庶民生活史、日記研究
*「學人書香」專欄將介紹近代史領域學人，包含本所研究人員、博後及訪問學人，在本所研究及查用圖書資源之經驗談。
訪談時間／地點：2023年10月24日近史所郭廷以圖書館三樓方志室
採訪／編撰：近史所郭廷以圖書館館員張瑜庭
沈艾娣教授（Henrietta Harrison）長期關注清代至共產中國時期的中國社會與庶民生活，並善於利用田野調查、口述史料及地方檔案等，建構既具學術洞見又富含故事性的史學研究。她的研究課題包含20世紀的儒家思想、天主教、中國與歐洲的交流史、中國革命史、中國地方社會史等。近年出版著作多以微觀視角探討中西之間的文化交流。[1]本次訪談聚焦於她最新開展的研究，即1949年的共產革命中人們的生命經驗，以及其在圖書館查用史料的心得，讀者可藉此瞭解沈艾娣教授的史學觀點與研究方法。
一、
1949年：中國共產革命的一年
雖然沈艾娣教授近年幾本著作是以微觀史學為主，但她過去撰寫博士論文時，處理的是規模較大的題目，即中國辛亥革命與孫中山。最近想研究的新題目，是發生在1949年的中國共產革命，相對也是較宏觀的課題。
西方漢學界認為中國近代史上有兩場重大的變革，第一次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第二次是1949年的共產革命，兩者都是西方學習中國近代史時特別關注的年代。不過在1949年，「革命」這個詞彙還是一個經常被國民黨利用的概念，所以中共較少用「革命」指稱自己取得中國政權的戰爭或事蹟，而常用「解放」，這是帶有政治意味的。沈艾娣教授將從個人經驗的觀點來研究1949年這一個革命年代。完整的時間斷限尚未決定，也許是從1949年的1月1日，抑或是從10月1日，或者以農曆來看，因為當時人民的生活作息還是很仰賴農曆的，如此便可延伸到1950年初，進一步討論土地改革初期與減租的情況。但後續並不論及韓戰，因為此時整體的政治局勢已經和1949年全然不同了。
二、
日記：書寫當下的個人生命經驗
沈艾娣教授預計花十年的時間撰寫這本書，並嘗試建置一個索引資料庫，其中包含1949年前後，各地區、年齡、性別、職業者留下來的日記索引。研究者可以藉此查詢，在這變動的一年裡，不同出身背景的人們，如何記錄當下的生活與他們所面臨的抉擇。目前這個研究尚在初步階段，沈艾娣教授也正在蒐集、爬梳各方面的相關材料，並消化其中的內容。
來到近史所訪問期間，她幾乎每日都到郭廷以圖書館查閱資料，尤其是內含1949年生命經驗的日記出版品。在英國牛津大學要查找這方面的資料並不容易，由於城市裡的圖書館空間有限，中文書大多放在閉架書庫，讀者無法自行取閱，需要查詢目錄後調閱方能取得；加上單從館藏目錄查書名，未必可以知道該本日記中是否包含1949年這一年的內容，需要親自翻讀才能確認。
而在郭廷以圖書館，民國時期的日記大多放在開架的書庫裡，讀者可以直接在書架取閱，很容易查對這些已出版的日記中是否包含1949年的紀錄。（閉架區則可由學科館員代為翻閱查找資料，並整理成研究書目清單，提供讀者調閱。）[2]另外，郭廷以圖書館也藏有《温州市圖書館藏日記稿鈔本叢刊》這部包含60冊的大套書，裡頭集合了晚清至民國時期21種日記影本，極富參考價值。[3]
其中，沈艾娣教授發現2本寫到1949年的日記：其一是出生清末的溫州仕紳劉祝群（1877-1951）；另一本則是一位未具名的中學女生留下的日記簿。[4]前者在1949年受了許多磨難，共軍解放溫州時（1949年5月7日），劉氏是抱有期待的，但又擔心自己年老體衰，恐無法參與新政權的建設工作。當時溫州各地村落、民宅經常遭軍隊洗劫焚掠，後來劉氏的田產在減租政策中被分去大半，因此他在這一年日記裡寫到的盡是不安與苦楚；後者則因年紀尚輕，作為學生的她，在日記裡描繪的不外乎是些家長裡短和校園生活，對政治社會上的變動感受反而不深，但也會把很多心裡話寫進去。例如，她寫到自己有一位同學準備去學習當看護，她既羨慕又佩服，因為她認為這個職業能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5]當時女孩職業出路是有限的，除了護士，或許還能從事教職，成為老師。當然還可以當女工、百貨公司職員等等，但是對一個孩子而言，未必了解那麼多。她大概只知道社會上一般性的常識，或者父母、師長灌輸給孩子們的知識或期許等等。
圖三 劉祝群紀錄了溫州城解放時的心情。詳見劉祝群，《疚廎日記》，收入溫州市圖書館編，《温州市圖書館藏日記稾鈔本叢刊》，第57冊，〈己丑年五月七日〉，頁30424。
圖四 女學生寫下對朋友的看法與校園考試生活。詳見佚名，《佚名日記》，收入溫州市圖書館編，《温州市圖書館藏日記稾鈔本叢刊》，第60冊，〈1949年3月22日〉，頁32208。
以往討論1949年的革命，大多關注的是那些革命青年、共產黨的領導幹部們。當然他們是重要的核心人物，但是社會上的普通百姓，那些不同地區、年齡與性別的個體經驗，他們如何經歷、理解這一年的政治變革，也同樣值得探索。
另一本《宋雲彬日記》，保留了宋雲彬自1949年2月起至1950年所撰的日記內容。[6]沈艾娣教授在館細讀許久，發現這位左派的文人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研究對象。宋雲彬（1897-1979）為浙江海寧人，幼時接受傳統古文教育，奠定其國學基礎。1919年逢五四學潮，受《新青年》影響至深，開始接觸新文化思想。1921年起投身報業，始於浙江擔任各家報社的編輯或主筆，經常發表針貶時事的社論或報導。1924年結識共產黨杭州支部書記安體誠，加入共產黨，參與推動國共建立合作關係，曾先後在黃埔軍校政治部、武漢《民國日報》、武漢政府勞工部任職。1928年來到上海，為商務印書館、開明書店編輯文史類的教科書和辭書，同時結識了不少滬上的知識分子，如夏丏尊、葉聖陶等。抗戰期間，他曾隨郭沫若到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三廳擔任科員，負責為國府撰寫政治文宣。在1930-1940年代，他與這群文人共辦了許多重要刊物，如《野草》半月刊、《青年周刊》等，總之，宋氏在1949年以前，活躍於中國南方的知識圈。[7]但他的政治立場始終左傾，筆鋒也犀利，因此頗受到國府忌憚。他曾在日記裡記錄自己曾夢到被特務逮捕，足見他有多麼膽戰心驚。[8]所以當1949年共產黨「解放」中國時，起初他非常高興，因為再也不用擔心遭到當局逮捕。
圖五 1949年3月避居香港的文人乘船北上至解放區時攝影留念，宋雲彬著；海寧市檔案館整理，《宋雲彬日記》，第一冊，前頁相片。
1949年2月，宋氏應周恩來之邀，從香港到北平擔任教科書編審委員，籌備新中國政府的中小學教材編輯出版工作。但當他懷期待地來到北平時，一切又與他理想中的政治與工作環境大相逕庭。一方面在寫作上，他批判范文瀾當時所編的《中國通史簡編》觀點尚可，但文句太過彆扭；[9]又認為當時編輯黨內刊物的人員都是「八股青年」，根本寫不出什麼好文章。[10]同時，他也對於頻繁召開的黨內會議感到不滿，認為會中報告總是過於冗長，有時甚至直接拒絕參加。[11]在北平的生活，他有諸多不適應之處，如在衣著上，北平的共產黨幹部都穿短式中山裝，這讓穿著長衫的宋雲彬顯得格外顯眼，也因此經常被黨幹部「關心」。[12]
圖六 1949年8月23日，宋雲彬批評刊物編輯大抵是「八股青年」 ，宋雲彬著；海寧市檔案館整理，《宋雲彬日記》，第一冊，頁212。
圖七 1949年5月10日，即便黨內眾人皆著短裝，宋雲彬卻仍穿長衫出席會議報告，宋雲彬著；海寧市檔案館整理，《宋雲彬日記》，第一冊，頁172。
此外，衣物清潔方面他也必須親自動手。因為中共建國之初，物價騰貴，黨幹部薪資卻很低，洗衣打掃亦須自行打理。[13]這或許對於從戰爭中苦過來的黨員而言尚且容易，但宋雲彬過去大概很少做這些家務，平時照顧他日常起居的妻子尚在香港，未隨同他北上，這對他而言著實是個苦差事。[14]再如北方的洗浴，也和他想像中不同。初入北平時，他暫居六國飯店，洗澡不成問題，但後來遷入新居，無衛浴，只能使用公共澡堂，但他實在難以接受那樣骯髒的環境。[15]在北平生活的種種不適應，使他萌生南歸之心，打算等到共軍解放上海，完成教科書編纂工作後，便要返滬定居。[16]可見，當宋雲彬在1949年真正進入中共的政治體系裡，親身體驗這些現實的狀況，不如他理想中那般美好，也讓他習以為常的生活都改變了。
三、
對於德國現代史研究的借鑑：百姓的觀點
沈艾娣教授自言，她目前還沒有一個系統性的書寫架構，但是她預計將這些一起渡過1949年卻出身各異的人們，以及他們的生活經歷建置成一個索引資料庫，利用這個資料庫來從事研究，並寫成一本專著。若參考德國的現代史研究，可以發現庶民大眾對當局政治的看法和影響，對德國人而言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他們想藉此反思納粹大屠殺（holocaust）的爭議：即為什麼德國百姓並未反對德軍屠殺猶太人？為此，德國政府和研究者徵集了許多民眾的日記、書信作為一手研究史料。當然，中國與德國的歷史背景與發展並不相同，也無法類比，但德國史家運用群眾史的研究方法依然可以提供我們新的觀點和啟發。
相對於日記或書信這類記錄當下的材料，口述史和回憶錄的性質則較為複雜。不論在德國或是中國，這種回憶錄類型的出版品都有同樣的問題，即受後來的政治影響很深，故解讀此類材料時必須特別留意。當然，在一些客觀事實的部分，比如某人回憶某一年開始穿制服，這種客觀事實大概就沒有什麼問題，可是當涉及某些價值判斷的時候，也許就會較容易受到政治影響。
四、
《山東文獻》：流亡學生的選擇
沈艾娣教授提到，她在這個研究中依然會利用回憶錄或口述史類的材料。此次來到郭廷以圖書館查用的《山東文獻》，就屬於這一類的資料，裡頭紀錄了1949年中國各地流亡學生的狀況。[17]對當時的政府而言，這群流亡學生是一種「大害」，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些年輕學生跟著學校四處搬遷，有時住進當地的破廟裡，有時根本沒有地方住，也未必能按時上課，一來是因為逃亡時未能帶上課本，二來是教職員薪酬發不出來，老師也不一定願意教書。這些漂泊在外的學生，既沒有課上、沒房住，也沒有錢糧過生活，就成了社會的亂源，當地居民也不太歡迎這些外地來的小夥子們。有的學生從山東逃到湖南、江西，又跑到廣州，其中一些輾轉到了四川，到了廣州的學生中有部分後來飄洋過海來到臺灣，這些學生在1970年代便辦了《山東文獻》，本所的張玉法教授便是其中之一。
圖七 《山東文獻》第七卷第一期
目錄書影。
這些學生在當時的生活很嚴峻，既無法回到家鄉，也沒有飯吃，亦無人照顧，沒有人去理解他們從何而來，只是批評他們是社會的亂源。因此後來他們才辦雜誌、寫文章，為自己發聲，解釋當時為何逃亡，以及如何在艱苦的環境中讀書寫作和生活，藉此辨明自己並非「大害」。這些來臺的山東流亡學生，至今仍健在者大多也已七、八十歲了。沈艾娣教授來臺訪學時，經張玉法教授引薦，恰好訪問到其中一位老先生，正是當年的流亡學生。
圖八 上海一群流亡學生，《新聞報》，1946年9月8日0013版，〈流亡學生的呼聲
我們要讀書〉。圖片來源：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數據庫。
圖九 《新聞報》，1947年12月5日0007版，〈流亡學生乞食〉。圖片來源：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數據庫。
1949年有很多學生流亡到了廣州，正如沈艾娣教授所述，其中一部分到了臺灣，另一部分的人卻出不去。有關這些流亡學生的資料很多，當時的報紙裡也有不少報導，應當是一個很好的研究課題。中文學界裡有一些相關的討論，但是在英語圈還是相當罕見。因為漢學界探討1949年共產革命時，最關心的問題是：「中國人為什麼接受了共產主義？」，但討論流亡學生不太能回應這個問題，因為即便是未到臺灣而選擇留在中國的學生，也並不代表他們選擇了共產黨，很多時候他們只是害怕上戰場打仗而已。對於這些流亡學生，沈艾娣教授認為，真正該問的是：「是什麼因素驅使他們逃亡？」臺灣學界對這個課題感興趣的是那些來到臺灣的學子，然而大部分留在中國大陸的學生又是如何呢？他們去了哪裡？是到哪裡落地生根了？還是回到家鄉了？這都是非常值得探尋的問題。
圖十 〈救濟流亡學生無善法 敎育部請省參議發動地方捐欵 各流亡學生早已分組出動勸捐〉，《珠江報》，卷195（1949），頁4。圖片來源：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數據庫。五、
1949年：選擇的一年
沈艾娣教授為這本正在構思的著作，暫訂了一個書名──《選擇的一年》。因為在1949這變動的一年裡，很多人做了對於他們人生意義重大的選擇，例如決定居住於何地、從事什麼工作、以及對新政府採取什麼態度。她舉了一個很鮮明的例子，是在建國初期，中共政權為了順利接管新解放的南方城市，徵招了北方各省的黨政幹部南下支援，這些人又被稱為「南下幹部」。她看到有個年輕的小夥子，當時也被徵招了，但是母親不允許這個孩子離開家鄉，因為她只有這麼一個兒子，所以這個年輕人就留在農村裡，一生務農。[18]而那些南下當幹部的人，都在異地當了基層官員，家族也過上了相對富裕的生活。誠然，這些南下幹部未必從此發家致富、一帆風順，到了文革的時候，可能又成了被批鬥的目標。不過，也就是一個這麼小的選擇，他們的一輩子都被改變了。試想在這樣一個時代氛圍下，當國家需要建構一個新興政府，需要很多新人，如果給你一個這樣的方案，你又會怎麼抉擇？
圖十一 1949年2月15日，陝西農民侯永祿18歲那年，被母親阻止隨解放軍南下任幹部的情景。侯永祿，《農民日記：一個農民的生存實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24-25。
過去有些學者，例如馮克（Frank Dikötter）將1949年視為一場悲劇，但沈艾娣教授卻並不這麼認為。之所以將1949年當作悲劇，是因為我們站在歷史的後見之明，看到了文革、看到了飢荒，但身處於當下的人，不可能預知未來，也不見得認為這年是一場悲劇。即便是處在貧窮的環境，只要沒有到餓死的地步，且人人皆貧，心裡也許就會比較好受。總之，人們快樂、悲傷與否，不見得和貧困程度相關。
當我們細讀這些在1949年寫下的日記，可以經常看到記主將「悲樂」二字，或「悲歡離合」四字並記。換言之，對這些身在當下的人而言，1949年是一個「悲」、「樂」共存的時代。他們經歷革命、戰爭，這個過程本身是痛苦的，但同時也對即將迎來的新局懷著期盼和希望。
以上是本次「學人書香」訪談精華，在此再次對沈艾娣教授於百忙之中，仍願撥冗受訪，致上最誠摯的謝意。未來本館也將繼續竭誠為您的來訪，提供優質的研究資源和服務。
[1] 例如：Henrietta Harrison, 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 : the
extraordinary lives of two translator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the British
Empire.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位於近史所郭廷以圖書館3F，索書號：327.51041 H319） Henrietta Harrison,
The missionary's curse and other tales from a Chinese Catholic village.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位於近史所郭廷以圖書館3F，索書號：282.5117 H319）
[2] 本館學科館員為沈艾娣教授查找包含1949年的日記資源清單，詳情可見：The
collections of the Kou-Tingyi Library include diary texts on 1949.
[3] 溫州市圖書館編，《温州市圖書館藏日記稾鈔本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17）。（除了第一冊位於近史所郭廷以圖書館2F，索書號：856.508 489 v.1，其餘59冊皆存放於近史所郭廷以圖書館B棟閉架區，需向櫃臺申請調閱）
[4] 劉祝群，《疚廎日記》，收入溫州市圖書館編，《温州市圖書館藏日記稾鈔本叢刊》，第57冊，頁30372-30553。佚名，《佚名日記》，收入溫州市圖書館編，《温州市圖書館藏日記稾鈔本叢刊》，第60冊，頁32185-32216。
[5] 佚名，《佚名日記》，收入溫州市圖書館編，《温州市圖書館藏日記稾鈔本叢刊》，第60冊，頁32208。
[6] 宋雲彬著；海寧市檔案館整理，《宋雲彬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6）。（位於近史所郭廷以圖書館2F，索書號：856.586 122.4 v.1-v.3）
[7] 余曉堯，〈文化苦旅六年──懷念宋雲彬先生〉，收入海寧市檔案局編，《宋雲彬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5），頁1-15。
[8] 宋雲彬著；海寧市檔案館整理，《宋雲彬日記》，頁205。
[9] 宋雲彬著；海寧市檔案館整理，《宋雲彬日記》，頁174-175、199。
[10] 宋雲彬著；海寧市檔案館整理，《宋雲彬日記》，頁212。
[11] 宋雲彬著；海寧市檔案館整理，《宋雲彬日記》，頁162、164、171。
[12] 宋雲彬著；海寧市檔案館整理，《宋雲彬日記》，頁172、178。
[13] 宋雲彬著；海寧市檔案館整理，《宋雲彬日記》，頁203。
[14] 宋雲彬著；海寧市檔案館整理，《宋雲彬日記》，頁205。
[15] 宋雲彬著；海寧市檔案館整理，《宋雲彬日記》，頁171、177。
[16] 宋雲彬著；海寧市檔案館整理，《宋雲彬日記》，頁171、182。
[17] 山東文獻雜誌社編，《山東文獻》（臺北：山東文獻雜誌社，1975-2003）（位於近史所郭廷以圖書館3F，索書號：327.51041 H319）
[18] 侯永祿，《農民日記：一個農民的生存實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24-25。（位於民族所圖書館2F，索書號：C855 2733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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